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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伴生物。以改革、开放为主导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注定了这个时代在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必然充满稳定与变化、守旧与革新、保守与激进的持续冲突与争锋，文学理论与批评也不能例外。在文艺创作领域里，不仅存在媚俗、低俗，单纯追求感官娱乐和市场效益，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等问题，而且调侃崇高、扭曲经典等错误的思想倾向也多有表现。与此同时，在理论批评领域，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缺乏社会责任和理论担当。改变这些状况，都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下的批评与争鸣。 其二，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处于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之下，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全球性参与，要在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中推进文论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建设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主体性，这种理论主体性是在“中国性”民族文艺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展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与方法为指导、以民族文艺和文化的繁荣发展包括“中国性”文艺美学的学科发展与思想创新为目标诉求的。马克思主义的“主义”属性与建立在“中国性”文艺实践基础上的“民族性”追求，内在地决定了中外文论交流中基于主体立场的划界意识与争鸣姿态，这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近期国内学界围绕西方文论思想方法上的“强制阐释”等问题对其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清理和争鸣，并且在争鸣中正面提出了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诸多思路与构想，这种具有全球化语境和视野的学术争鸣对于中国文论研究理论主体性的建构，对于文化多样化、文艺民族化的世界文化图景的形成，都是大有助益的。 最后，还要消除一种误解：即为了发展可以不要争论。邓小平同志曾经提出过“不争论”的观点，那是指改革开放进程中一些定下来的具体决策、一些探索性的具体做法不要浪费时间去争论。他曾经明确地指出：“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批评的武器不能丢，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也是如此。对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和思想，不通过争鸣和批评，各种文艺理论自身的存在合理性、现实合法性也不能得以显现。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6年第2期）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