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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短篇小说创作方法 1918—1920年，王蕴章继任《小说月报》主编，试图改革刊物，大量欧美名家短篇小说得以译介，其中刊载张毅汉的多篇小说译作和理论文章。张毅汉提倡短篇小说范作，为短篇小说创作提供可借鉴的模板。他以名家小说作为小说范作，阐述对“意义”、“主意”、“人物”、“设境”、“文势大旨”和“采集资材”的理解，为短篇小说的创作提供指导方法和范文。 张毅汉在1919年第1号论述小说的结构。他认为，“吾之所谓结构，但取寻常日日所闻见，参以高人之理想，发为动人之妙解，完成一事之因果，不如寻常肤浅之见解，足矣。”其后以莫泊桑《断弦》为例，说明结构并非追求曲折离奇，重点“在情理之中，而能曲绘入细耳”。 在1919年第2号中，张毅汉重点论述短篇小说中的“主意”和“人物”。他提出 “今之所谓主意者，盖作者于人情事理体验有得，乃举其一端为主意。以隽颖有味之事实曲曲达之，此其功不止生读者兴味，亦足以助知识见闻，于书卷中得睹人情世故而增其阅历也。” 并以莫泊桑的《怯》为范作，加以点评，认为作者对主人公“怯”的心理描写淋漓尽致。接着他指出“所以发明此主意者，则全在书中人物”，用以说明人物在小说写作中的重要性，并认为“写人之要，首为状，次为态，次为言语动作，有关于其人之性情品格者，毋须冗赘”。 在1919年第5号中，张毅汉又着重阐述了小说创作中设境的作法。在他看来，“设境者不徒为点染文章，使之生色，亦以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如亲见其人，增书中人物之生气，使读者易于辨识。”他以《魔潭》为例，认为“其人物其情事处处与设境相因相附相成相生，有万不能相离之势”。 “文势大旨”（1919年第10号）一节则主要论述小说起承转合之法，即起、变、结，其中“变”最为重要，并以《废邸埋奸》作为范作加以分析。采集资料篇（第10卷12号）则主要探讨小说创作中材料的处理方法。“至其撰为小说之道，不外使事物彼此连结，因缘互生，调其轻重，施以文采，主意居乎中，情文章于外，某评文家谓此为小说观察力之涵养云。” 张毅汉以美国安奈斯梅的《愚夫愚妇》为范作，认为此篇成功地模仿了莫泊桑《项链》，对短篇小说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以来，胡适对短篇小说的定义被创作界广泛接受。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借用汉密尔顿《小说的材料与方法》中的定义，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用最经济的文学描写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之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但胡适的定义与汉密尔顿的观点又有不同，汉密尔顿强调的是“达到最大程度的单一叙事效果”，胡适注重的却是“事实中最精采之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也就是横截面的类比叙述（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张毅汉在胡适的基础上，发表译作《短篇小说是什么——两个原素》（1920年第9号），探讨短篇小说的本质特征。这两个元素分别是以美国作家爱伦坡为代表提倡的“单纯的效力”和以法国作家莫泊桑为代表提出的“戏剧化的效力”。“单纯的效力”较易理解，指作者“应该十分审慎的预先料定这篇小说发生某种效力，引起读者的某种情绪，然后将事情撰作出来，将那些能够帮助他发生这种效力的事情结合起来”。“戏剧化的效力”则近似于小说的结构，可以理解为“许多事节的结合”，而每个事节与篇中的人物成相互的关系，就是“人因事而有，事因人而生”。这样看来，张毅汉对短篇小说的探讨和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更加接近现代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理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阅读史视野下的近代出版机构与小说研究”（15YJC751020）、第5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069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