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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 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内在追求，也是与经验、生活、现实等密切关联的感觉与认知。人们通常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与经验，都对现实有所感觉与思考，对真实性并不陌生，但其实并非如此，“真实性”并不是轻易可以求得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如此。比如，我们有个人经验与社会经验，有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有现实经验与历史经验，当这些“经验”发生矛盾时，我们能否形成一个内在统一的经验系统，能否从中形成“真实性”？特别是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被各种信息包围，这些或真或假的信息构成了一种仿真的“景观”，笼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上，如果我们对之没有反思与反省，又哪里会有真实性可言？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自以为了解生活时，可能了解的只是个人生活或私人生活，但是对他人的生活并不了解，尤其是对其他阶层、性别、种族的人；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耐心与理解能力，便只能陷入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与偏见之中，而不能对生活有一种整体性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理论批评界更多地关注“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这固然也是一种真实，但这种真实却只是片面或局部的真实，并不能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新世纪以来，底层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崛起，正是对这一局限的纠正，创作者走出日常生活与个人经验，试图重建文学与世界的整体联系，在一个更大的视野中理解真实性，理解中国与世界。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们对真实性的理解，也应该建立在这样一个开阔的空间之上，在个人体验中写出时代经验，将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结合起来。 思想性是“取景框” 思想性与真实性相关。如果说真实性是呈现在取景框中的风景，那么思想性则是取景框，面对同一个世界，不同的取景框可以发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思想则可以照出不同的现实。思想性的匮乏是当前现实主义面临的重要问题，不少作家满足于生活细节的捕捉与展示，但却不愿或不能对当代社会展示其思考，也有的作家热衷于描写感觉与情绪，但却不能将感性升华为理性或思想。在经典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描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在其中寄寓了他们的思想与理想，及其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在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背后，是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潮，在20世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背后，则是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思想性产生于对当代社会重要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时代精神命题的回应，它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也为我们提供了评判世界的价值标准与尺度。当然，文学中的思想性，并不仅仅是单纯地表现思想，而是以文学的独特方式提出问题，在对人物、事件、场景的深刻描述中自然而然地表达自己的思考。相对于理论研究，文学或许不能清晰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但文学的长处在于更贴近生动的经验，更贴近具体的社会与人生，更具有丰富性与多义性，其复杂微妙或许更能深入人性与社会的幽微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国经验的复杂性是理论研究难以解释概括的，而这正为文学提供了纵横驰骋的天地。 文学性应开放宽容 文学性也与真实性相关。现实主义并不是将现实直接搬入作品中，它需要对现实进行剪裁、加工与提炼，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而文学性恰恰就贯穿于这一过程，并最终凝结在作品里。当我们谈论文学性时，是在以一种隐含的标准判断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或者什么是好的文学、什么是不好的文学。值得注意的是，文学性并非一成不变，在文学史上，文学性与时代的变迁密切相关，唐诗宋词元曲，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有一时代之文学性。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如此，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等，不同时期文学的评价标准不同，对文学性的认定也不同。但其中有一个规律，那就是文学随时代而变化，文学革命就在于将此前不被视为“文学”的作品纳入文学的范畴中，并加以发展丰富。这也告诉我们，不能用一种既定的文学性来评判一切作品，应该对文学性持一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具体到文学性与真实性的关系，我们应该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生成”新的文学与新的文学性，而不是以既定的文学性来抹杀对真实性的探索。明白了这一点，创作者可以更大胆地去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只要他们的作品凝聚了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即使一时不被认可，也必将留下开拓者的足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大师留下了他们的经典作品，新一代中国作家已经登场。在这个充满丰富性与可能性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现实主义是一条越来越广阔的道路，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只有置身于时代生活的洪流中，在思想与文学的碰撞中，将真实性作为内在追求，才有可能将挑战转化为机遇，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品。 （作者为青年文学评论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