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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境界与作家的关系，有如铜币的一体两面，你中有我，互为印证。观察中外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有内涵的作家向往那种“诗意的栖居”境界几乎就是本能，有品位的作家对超越世俗的大美境界更是永远怀有敬畏之心。尽管他们追求境界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畅行无阻，其获得的终极价值却是不可估量的——既使作家本人得到了精神创造的莫大享受，也为无数读者奉献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高品相、大境界的文学，如一道划时代的强光，为历史映照出了经天纬地的两种“经典”人物，一种是作品中那些有温度、有寓意、有质感、有生命力的文学人物，一种是创造了那些文学人物形象的作家本人。这两种人物并驾齐驱，历文学时空而长存不朽，其中的奥秘所在，境界决定了一切。 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作家，跨入21世纪不久，即与一个魔幻大观般的科技信息时代狭路相逢，谈论其幸或不幸，已无意义。作家需要适者生存，然而生存的路径应该是通向自新，而不是自毁。如今的文学写作已带有大文化的某种娱乐属性，纸质、网络与自媒体共存于“大数据”空间，海量的作品让人生畏，丛生的写手令人目眩，但无论作品如何海量，写手如何丛生，文学都不应该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支点，而沦为市场的附庸、金元的奴仆，作家还要对人类的灵魂工程建设承担责任，在我看来，这是对一个作家的“门槛”要求。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分成五类，由低而高依次排列，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他得出的结论是，人的低层次需求得到相对满足后，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就成为了一种激励动力。作家的写作行为，无疑应居于马斯洛说的五种“需求”的顶端，与文学的高境界直接贯通。苏格拉底认为，人类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学，哲学的意义，就是帮助人们怀着乡愁寻找生命的精神家园，而文学的高境界其实是以诗意审美方式完成的对哲学境界的一种抵达。伟大作家的经典作品往往就是哲学境界的某种文学呈现。回溯人类文学的史册，达到这种境界的巨人并不鲜见，歌德的《浮士德》、托尔斯泰的《复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等作品，笔下的文学境界与哲学境界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呼应，都是围绕着“人”的本质存在做出了惊世骇俗的大文章。 阅读作品，文学品相如何，是我们的第一印象。品相是作品的直观，是境界的表征，境界则是品相的投影，很显然，品相虚假、低劣，其文学境界也肯定高不到哪去。假山堆得再仿真，也难以像原生态的雄峰峻岭那样震撼人心，人工湖造得再旖旎，也不会有勾人魂魄的灵动质感，它们只能算是“徒有其表”。如今的时尚传媒无所不能，让某写手一夜成为“著名作家”易如反掌，至于其有没有硬邦邦的代表作，则可忽略不计。见利而忘义，势利生媚态，贪婪常苟且，浮华必庸浅，品相至此，何谈境界。而热衷于消解崇高、嘲弄价值、戏耍意义，无论其动机如何，品相与境界都不敢恭维。文学作品的寿数，一定是其品相与境界的相辅相成关系。有些作品或许可以获取一些浮名和暴利，但品相与境界的缺失，注定了其短命的必然。凡此种种，九九归一，文学的或正能量，或负影响，最终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写作本体，要从作家自身那里寻根觅源。人们常说面如心生，境由心造，对作家尤其适用。这种怪异现象，或许使人心生疑惑，是不是我们的文学整体境界出了偏差？情形未必如此糟糕，但问题不小，还是一种客观事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