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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而从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形而言，还有这样一些方面的问题同样是值得思考与注意的。 对于革命性方向的坚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一次次失败和成功的革命无疑改变了自清晚期以降大大落后于世界的中国面貌。这种面貌的改变包括了物质和精神的两个方面，其变化幅度之巨大、之深刻可谓亘古未有，前所未闻。而且改变的势头似乎仍在加速，中国再度成为世界真正大国强国已可预期。但我们似乎在明里暗里能感受到某种否定这种革命趋势与成果的逆流，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近现代所进行的革命都是不应该发生的，它导致今天出现了糟糕的局面。中国近现代的革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使中国重新站立了起来，并且实现了初步的繁荣与强盛。这一点是有人不愿看到的，但却是不可否定，也不容否定的。任何否定这一切的言论都是奇怪的、可疑的，这种反历史主义的立场与观点，不能不说是有着更为阴暗的目的与企图的。对于现代革命的进程的反映，战争题材生活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军事题材文学的创作者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怀疑其正当性，更不能错误地自以为进入一种深刻的历史反思之中，弄乱了自己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而不分青红皂白，人云亦云。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定不移的立场和态度，来审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发展总体趋势，认清其经历各种挫折的必然性、逻辑性和合理性，避免认识历史过分简单化，看待历史人物过分理想化的毛病，通过自己更为深刻的思考，写出具有更强历史感和更有历史深度的作品来。 对于真实性原则的坚持。我们常常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而真实性无疑应该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惟有真实地反映战争生活，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感人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长久的文学价值和魅力的。中国革命经历过的所有战争，无一不是以极其惨烈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战争虽已远去，硝烟也已消散，鲜血早已干涸，但这一切却并未真正远去和消散，它时刻都在提醒人们，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和经历过的我们的先辈追求理想、追求正义、追求解放，同一切邪恶势力和凶残敌人所进行的战争，所作出的重大牺牲，提醒我们似乎至今都还生活在这样的战争历史中而并没有真正走远。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于革命战争历史生活的写作，常以老战士的视角和军史的视角来展开，今后怎样以更文学化的视角与姿态，来书写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实有的苦难与抗争、悲壮与惨烈，告诉后人战争究竟是一副怎样的真实面貌，有多少生命在战斗中放出光彩或悄然消失，则变得尤为重要。从而在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回望中，充分体现当代作家对于历史与人生的深度观察与忠诚叙事，还原与呈现革命历史与战争文学应有的浑圆气象。或者说，战争文学应当有直面残酷、直面真实的勇气，将战争以其本来面貌再现出来，以其应有的真实性震撼、打动和启示人心。西元的《死亡重奏》，温燕霞的《磷火》等在这一方面都达到了应有的水准与高度，值得点赞。这其实考验着我们的勇气、良知与笔力，也考验着我们想象与深入历史现场的能力与深度，以及我们对于战争历史所具有的超越性的把握、认知与情感。写作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积，也不仅仅是四平八稳的重复，更应当是如女性创造性的孕育与分娩，将是个喜悦与痛苦相伴的伟大过程，我们在享受喜悦、充满期待的进程中，必须承受这种生命几乎难以承受的痛苦，让我们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以高度真实的写作态度来创造与革命战争生活相称的力作。任何矫饰的、虚假的、缺乏真实性的作品，都将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去之不存。 对于民族性追求的坚持。战争生活是最容易使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突出地展示出来的，对于我国的战争题材文学作品而言，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在战争中有着怎样的表现，我以为这是战争文学民族性的最重要体现。我们过去的战争题材作品对于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视和注意的，但总体说来我们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是比较扁平的，在性格的类型上也是二元的，这使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在人物性格塑造上不够多元、丰富与深刻，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军事题材作品的成色与质量。其实在几千年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民族成员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与变故的折磨，我们的民族性格深处其实形成了极为复杂的结构，有着许多值得文学进行精细解剖的内容。但由于我们在这方面存在某种不愿正视和认知自身的缘故，或者因为我们在思维上常常流于浅表化的层次，或者囿于固有的文化心理和审美定势，因而缺乏辛辣的眼光和有力的笔触对此进行更为深入、精准和独到的挖掘和剖析，从而使得我们的文学中的人物性格和形象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情况比较常见和普遍，也使得我们的作品也随之缺乏应有的硬度、锐度和深度。因之这里面仍然有着巨大的可以深度拓展的艺术表现空间，有待于我们的军事题材文学的作家，继续努力从战争生活的最残酷的真实中，真正发现、提炼和概括出我们民族丰富、典型、突出的性格，在我们的作品中塑造出更具独特中华民族性格的各类人物形象来，并且以此来深化认识我们这个古老而崭新的民族。在文学中的独特的人性的展示，是观察我们民族性格与精神的重要通道。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民族性格中心灵的、意志的、人性的、道德的层面的开掘和展示，通过独特的情节、细节、情境来实现，而这是独特发现的，不是扭曲变形的，不是似是而非的，不是荒诞不经的，而是一种真正的透视与把握，有一种灼人的深度与热度，让人感受到一种充满发现与创造的睿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存在。 对于当代性要求的坚持。军事题材文学的当代性问题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当代性的生活和国际化的环境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国际化与当代性都是我们军事文学所不容回避的、必须体现和反映的一种特质。我们必须认清的是，我国的军事题材文学作品也面临着要走出去的任务，这意味着我们面对更多阅读的他者，在创作的观念与姿态上要作出适度的调整。同时，我国当代观众对于文艺作品的接受趋势也日益发生着变化，要求我们的军事题材文学必须建立起适应当代的价值观与艺术观，必须运用新的视角和新话语，才可能使我们的作品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吸引力和竞争力，特别是吸引更为广大、更为年轻的读者，否则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将是低效乃至于白费。当然，强调注重当代性，并不表明对传统观念的彻底颠覆与改变，而是审时度势地进行某种与时俱进的调整与改变，使我国军事题材文学与一些国家优秀的军事题材作品相比，在观念和成就上能够媲美甚至是超越。这是我们的一种理所当然、势所当然的志向与目标。其实从实际的创作情形而言，我们许多的军事题材作家已经在这一方面尝试着进行各种各样的改变，刻意地体现着作品的当代性特征，这从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创作实践中，尤其可以一窥端倪，其目的就是努力占领今天思想、审美和文学的制高点，从而与我国的整个文学的大势并驾齐驱。当然，这种当代性不是盲目的，随心所欲的，找不着北的，为所谓的当代性而当代性的。而是要求所有从事军事题材创作的作家，通过真正靠谱的、立得住的、行之有效的共同努力与实践，给我们的军事题材作品注入新的当代性特质，使之呈现出新的样貌和气质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家不仅是战争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书写者，更是一个民族最后的灵魂。扮演好这样一个角色，就要在进行清醒澄澈的历史思考和现实观照的同时，更要体现善与爱、真与美，将对这一题材所富含的激情与悲悯，灌注于新创作的文本之中。无论历史和现实都终将转身而去，佳作必定长留人间。“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我们期待新的军事题材文学佳作，如江河般汹涌奔腾而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