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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还可以上溯到东汉前期，那时佛教刚刚以比较柔和的方式进入中土。从那以后到8世纪鉴真和尚数次东渡扶桑求法传法。前后七百余年，佛教文化融入中国社会，改造中国文化。而另外一个中西交融就不那么温柔了。19世纪下半叶，现代西方列强以血与火的方式强势进入中国，西方文化深刻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历史进程刚刚开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上述种种变局，尽管诱因各有不同，但学术界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却相当接近，那就是充满焦虑。这种焦虑与美国著名学者哈罗德·布鲁姆 《影响的焦虑》所描述的那种面对前辈大师感到无奈的焦虑不同，而是渴望超越前辈、渴望超越自己、渴望迅速成功。哈罗德·布鲁姆倡导重读经典来化解焦虑（参见其所著《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这当然是一种有效的途径。但对中国学术界而言，化解焦虑更应倡导平和沉潜的心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粗犷式的学术发展模式，努力创造自己的学术品牌。回顾过去中西文化的交融，我们有充分的准备来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介入，更有足够的耐心包容各种新思想、新文化，进而改造我们固有的传统文化。这就需要我们在学术文化研究中保持一种平常心态。 在西化之风甚盛之时，甚至有人提出要废黜汉字，走拉丁化道路。还有一段时间，复古思潮泛起。现在看来，哪一种极端都行不通。我们必须把心态放平，既不能食古不化，也不能食洋不化，不仰视、不俯视，心态平和、文风平和。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正途。在学术方法上，我们要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心态，容得下各种各样的方法。无论是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还是西方不同学科中的研究经验，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保持学术心态的平和，我们还需要对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尤其应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得失，有客观而深入的了解。正所谓“明鉴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了解过去，把握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道往而明来”之学，对于文学研究的创新意义重大。近年来，我们通过各种学术方式对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但是依然感觉到意犹未尽，还缺少对“五四”时期学术研究中各种思想冲突、碰撞、汇融、发展的多元化状态进行有说服力的研究。客观地说，“五四”时期的学术研究，有“反传统”的一面，更注重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甚至可以说，“五四”时期的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西方多元的研究方法只是外因；中国古代学术的优秀传统才是促成 “五四”时期文学研究繁荣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文学研究不可能也不应该“照搬西方”、“全盘西化”。离开了中国本土优秀的文化元素，中国文学研究就会迷失自我。 那么，中国本土文化最核心的元素是什么呢？顾炎武《日知录》所倡导的文章必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应当可以视之为结论。两个“有益于”，首先要有益于学术，其次要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学术，就要有一种献身学术的精神。现在，很多人只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写论文、报项目多是为了评职称，很少能从一个更高的学术层面上思考问题。有益于社会，就要求我们的人文研究工作者，要把所学的知识反馈给哺育我们的人民大众，更要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作出自己的贡献。学术研究要走出象牙塔。这既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学术研究的本质体现。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