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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学”肇始，或释“音”，或释“音义”，唐李善及五臣的《文选注》，奠定注释学基业。其后，《文选》研究又有词章、广续、雠校、评论诸学，这些文献研究与整理，都是对“选学”某一局部的研究，此为“选学”的“分立”形态。清代“选学”大兴，开创“选学”研究的“综合”形态，此即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八卷，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撰人”、“注引群书目录”、对李善注的探讨、“前贤评论”。其书《自序》云：“李注精博，学者萃毕生之力，寻绎无尽。”“余尝取选注以类别为八门，末则缀以鄙说。”其特点是以李善注研究为主线，而展开的“选学”研究的“综合”，故刘跃进《中古文学文献学》称之为“实际上是一部《文选概论》”。 随着西方现代学术传入中国，对《文选》进行全面、整体性的观照，越来越成为“选学”研究的热点。高步瀛《选学举要》，其重点是第二至七卷的篇目讲疏、讲析，而其第一卷论“《文选》之作”、“文选学之由来”、“李善、五臣及诸家注”、“选学书目”等，虽然过简，但却是“选学”的“综合”。后有周贞亮《文选学》，其上编为“篇题”、“纂次”、“选学”史、“刊刻及评骘”等，扩大了“选学”研究的范围；其下编为《文选》之“观察法”、“读法”等，总括出《文选》研究的各个角度。非常明显，其“选学”研究的主线是“综合”。骆鸿凯《文选学》亦是如此，分“纂集、义例、源流、体式、撰人、撰人事迹生卒著述考、征故、评骘、读选导言”等，在研究内容方面，尽可能有全面的“综合”；在研究方法方面举分体研究、专家研究为例，意在“综合”但还是“分立”。傅刚《〈昭明文选〉研究》，其研究主线是《文选》的编纂与文体，此二者是在对“选学”研究诸问题重新进行“综合”后得出的，既具有系统化、整体化的特点，又具有开创新的研究领域的特点。 “选学”研究的“综合”，发现了“选学”研究的许多新问题、新领域，这些发现不仅仅只是靠时代学术风气中的研究者的独特眼光，还依赖“选学”研究“综合”形态指导下的框架。学术现代转型下“选学”的“综合”，为“选学”研究开拓出新的局面，其表现既在于“选学”研究自身的整体性，又在于当以“综合”的眼光对“选学”实施全面、整体性的研究时，“选学”研究中原本不被注意的部分，在“选学”研究的整体性框架中堂而皇之占据着一席地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由附庸而变得蔚为大观。傅刚之作最具此方面的意义。比如《文选》的编纂问题，在“选学”分立阶段并不被注意，但在“选学”的“综合”下，高步瀛讨论“《文选》之作”，周贞亮、骆鸿凯讨论“纂次”、“纂集”，最终在傅刚书中成为主要的讨论问题，之后王立群有《〈文选〉成书研究》、胡大雷有《〈文选〉编纂研究》。又比如《文选》文体学的问题，周贞亮在其“文选之观察法”章有“从文章体式”上观察 《文选》，骆鸿凯则在其附编中有《〈文选〉分体研究举例》，列有“《文选》分体研究纲领”，并有以“论”体为例的研究。而在傅刚的著述中，成为其两大论题之一，并为当时正在兴起的古代文体学研究又点了一把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