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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心仪桐城派，实际上偏重于姚鼐一家，吴氏亦与曾见相近。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吴氏文章学理论主要围绕着姚鼐展开。关乎清代康乾之世“桐城三祖”之前，吴氏与曾国藩一样，尊崇文章学史上的古文一派，而明代“唐宋派”则发挥了衔接唐宋八大家至清桐城派的作用。故此，桐城派的承传谱系是十分明晰的。 吴氏追随曾国藩，在清后期推尊姚鼐至于桐城宗主之地位，与姚氏编撰有《古文辞类纂》有极大的关系。吴氏全力以赴校勘《古文辞类纂》，以吴刻本为底本，以取代通行之康刻本，成为吴氏晚年一项重要工作。在晚清风雨飘摇之时，孜孜矻矻于斯业，吴氏此举还存有保护中华文脉之深意。西学冲击，列强进逼，中华大地变法之声四起，科举已经走向末途，而固有的传统学术与科举可谓俱荣俱枯，吴氏既看到西学势不可挡，又对吾国文化一往情深，在时风众势之下，吴氏认为姚氏之 《古文辞类纂》可以发挥保存中华文明之功效。其《答严几道》：“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古文辞类纂》居然属《六经》之流亚，可以保证文章正宗不至于澌灭，并令后世国人尚能领略中国语文之纯正优美，在文化上防遏亡国之厄运。在吴氏设计的全新教育体系下，《古文辞类纂》可替代《经》，成为文章教学之读本，而且突出其中的策论、奏议等文体部分，似乎看到这种体式文章在新时代会大行其道。 吴氏不存门户之见，即使对于桐城前辈方苞，也敢于直斥其寡陋；关于姚鼐，敬则敬矣，然在曾、吴眼里，亦存在不足。“姚氏于声音之道”有欠发明，乃由曾国藩发其端者，曾国藩、张裕钊及范伯子竭力要补方、姚之未逮，以探寻文字声音之规律，而吴汝纶则与其见解略有差异，认为“气之既昌”，则声律自然调谐。 桐城三祖崛起于同乡前辈戴名世《南山集》案后，其人心情之阴阳惨舒，盖可想见。所以至吴汝纶，其《与姚仲实》虽肯定“桐城诸老，气清体洁”，然“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桐城文气“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吴氏倡言“文者必以奇胜”，此乃包含着吴氏独立之精神、神骏之天性、泉涌之文思及竞爽之气概，一言以蔽之，透射出对自由意志之高度肯定，所论真正涉猎到文章之本体。桐城文论至曾、吴，可谓集大成者也。 其次，吴氏对于桐城时贤文章成就之评价也较客观。吴汝纶极其重视文才，认为这是文章写作之关键，其《答施均父》对于中国文学之“诗可以怨”传统，乃绝佳的响应。吴氏认为无论富贵或贫穷，均非作文优劣之先决条件，所谓“文字工拙，别有能事”，证明文人作品之能否传世，实际上由天赋禀性所注定，其余因素均是其次的，而以天才论文，这正是吴氏文学观的显著特点，亦庶几把握了文学之本质。 历史飞速发展，在近代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先辈，我们不应该快速遗忘，他们的思想或许是我们今天释疑解惑的宝贵资源。 （作者单位：岭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