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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已经走过60年的路程，是到了一个应该总结自我、判断自我、更新自我的时候。作为一名外国文学研究的从业人员，我也曾参加过一些相关的总结研讨，多多少少也还算知道一点60年总结意味着什么。然而，当我收到申丹和王邦维总主编的《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之时，完全思想准备不足，沉甸甸的七大卷，我竟差点没接住。 待及我一本本翻开浏览，才知整套书的分量不在于外在的沉重，而在于内在的厚重。60年沧桑，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有过高潮，也有过低谷，更有着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从容，其资料丰富可谓汪洋大海，几乎不可能穷尽，往往令人产生无助感。然而，一桩浩瀚的事业，总得有人去做，不动手去做就永远无从谈起。而敢于下海去游泳的人则需要超凡的勇气。这种勇气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自己敢于下海去游泳的勇气；另一方面是敢于面对可能出现的求全责备式批评的胆识。 亚里士多德说过，整体是各部分的有机统一，而不等于各部分相加。倘若研究者不具备强有力的构架能力，很容易迷失在汪洋大海般的数据中，使研究沦为研究对象的各种数据的杂乱堆积或简单罗列。然而，《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体现出项目组织者非凡的整体构架能力。七卷涉及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诗歌戏剧、小说、流派、文学史、文论、译介、口述史，完全打破了以国别或代表性人物为总纲的惯常模式，而是以类别为总纲，以国别和时代为副纲，以代表性人物或流派为众目，真正做到了纲举目张，挈一点而成其全身，全方位呈现出60年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图景。再则，每一分卷对各自研究对象的数据也不是简单的罗列相加，而是在充分掌握资料数据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勾勒出各自类别的发展筋脉，用筋脉将肌肉连贯成一体，使每一卷都成为整套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一贯认为，一个人的构架设计能力决定着一部作品的高低成败。因为，框架结构是支撑一部作品的最能动的内部骨骼架构，是建造者对一件作品整体的设计能力、掌控能力、审美能力等诸多才能的综合体现，从而赋予作品本身内在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面对汪洋大海般不可穷尽的资料数据，如何取舍？且不论西方文学的丰富与取舍，就以我本人长期从事的东方文学来说，我既深知东方文学的丰富，更自知东方文学在整个外国文学中所占的权重。在诗歌戏剧、小说、流派、译介等卷中，东方文学所占的分量的确微乎其微，而文论卷没有东方文学，我也曾对此存有疑问；然而，在文学史卷，东方文学则占了相对较多的份额，显示出编撰者对东方文学的整体把握；而口述史卷所采访的26位外国文学研究界前辈中，研究东方文学的占了7位，百分比为27%。一个相当不低的比例，其中体现出东方文学的前辈们劈山开路的功绩。如此取舍安排，可谓独具匠心，让我由衷佩服主编们对全局的强有力的掌控能力和综合布局能力，及其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的指导思路。看得出，参与编写整套书的老师们均为术有专攻、学有所长的专家，他们倾尽心血，花费了最大的力气，去收集尽可能多的材料，而对材料的取与舍之间，体现的是取舍者过人的胆识与魄力。 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均在新世纪初叶高屋建瓴地看到了研究之研究的重要性，强调学术史梳理工作的必要性。正如吴元迈在其口述史中所言，现在我们可以不用“辛辛苦苦、前赴后继”地追赶西方，而是“可以冷静地坐下来，反思过去、总结现在、探讨未来、发展自己”。《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正是处处显示出编撰者“研究之研究”的指导思想，在力求尽可能精准地呈现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全景的同时，处处设问，问题意识贯穿始终，对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准确地诠释了总结自我、分析自我、判断自我、更新自我的思想理念。这七卷本不仅仅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也不仅仅是为后继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即对自我的研究和创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由此，作为中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大手笔，该书自身也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学术意义，该书实现了对资料数据重围的突破，建构起一种新的学术范式。开启了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