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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把宁夏本土文学放进现代性这个大的话语背景中来审视，让我们明晰地看到宁夏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和差距。从大的方面来说，“宁夏文艺创作在整体上没有摆脱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图解政策的思维定势，特别是没有摆脱赵树理路子的影响。”作为西部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乡土叙事常常成为我们作家创作的思维惯性，比如号称宁夏文学半壁江山的西海固文学，一直在苦难叙事和乡土诗意美学的两极徘徊。如果以前因地域的封闭性对我们的作家的创作走不出地域规定性还可理解的话，到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这样的创作就不再是封闭性所能解释得通的了，只能说我们的作家还没有从传统文化的封闭中走出，还没有接受现代性启蒙。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的功能是什么的问题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就必然会出现创作留恋于乡土诗意的传统资源，就会出现重复于叙写和演绎原乡、原教旨的回归主题。一些作家用文学这一公器不断地在修复和完善自己早年的记忆，由苦难的“受虐”到享受苦难的“诗意”，如果不是对现实乡土文明崩坍的逃避，可能就是斯德格尔摩症候群。创作无视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强力介入后的底层现实，特别是无视城市化浪潮给乡村日常生活的解构和颠覆，传统伦理的破碎和毁坏，创作只是封闭的自我呓语，只能是在“宗教元点精神、传统宗法社会和民间民俗文化仪式中”传达安逸、宁静、安详、甜美、幸福和诗意，对苍凉的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无一体认。有个别作家尚能体认到这一现实，但他下笔之后，仍然坚信乡土文化正面的救赎力量，把乡村出现的问题全部归结于外力的介入和工业化的入侵，这样的作品只能说是在较低的层次上表达了人的存在感。与“真实”还有较大的距离，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有点“伪”了。当前的现实是，我们的作家大多已经进城，但显得格格不入。如果说对“脱乡”“进城”后的生活尚能勉力适应的话，但对城市生活的观照和书写却缺乏起码的命名能力。当然，更无力观照和叙事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某种价值的断裂。正如牛学智所说：“既不熟悉城镇化后的农村现实，也不了解城市化之前的城市生活——误把已经有的小市民文化价值模式当做城镇化后的城市文化来书写。”这就导致了宁夏本土作家的创作老在边缘徘徊，无法内在于当下的生活，无力介入现实结构内部，无法进入生活的内核，当然，更遑论干预生活，从而实现伦理价值的重建。 写什么，怎么写？一直是理论批评追索的终极目的。面对消费社会、面对文化现代性思潮激荡之下人的现代性焦虑，重建我们的人文精神应该是解决这两个层面问题的世界观。 (《文化现代性批评视野》，牛学智著，阳光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