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毫无疑问，单就审美意趣和语言表达而言，九位作家自是“各有灵苗各自探”，其艺术个性是突出和鲜明的。但是，如果我们姑且避开这种文本叙事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而将审视的目光集中于更深一层的精神底色和观念形态，又可发现，他们其实还有许多相通乃至共同的东西。这里，不妨稍加梳理与归纳： 第一，九位作家大都生在并长在江西，是地地道道的江西人，其中夏磊虽祖籍南京，但也在江西定居多年。这种相似的人文地理背景，不仅使他们笔下的审美对象多带有江右印记，如写赣江、写鄱阳、写瓷都、写书院、写南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的整体创作注入了共同的内在精神气质。如观念上的家园眷恋和乡土牵挂，风格上的和谐守正与内敛含蓄，以及更多来自庐陵文化和临川文化的使命感与书卷气等等。 第二，九位作家中的绝大多数在乡村度过了童年，专科毕业后较早进入了社会，有相对丰富的生活观察与工作实践。这样的出身经历培养了他们躬身向下的文化心态，反映到创作上便形成了殊途同归的取向：关注底层生存，同情弱势群体，对普通劳动者怀有天然的亲近，对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自有真切的认同。 第三，九位作家大都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和新时期一起成长的作家，他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精神启蒙，同时也接受了国门打开后异域文化与文学浪潮的淘洗。这双重的文化濡染成就了他们“复调”式的文学质地：既衔接“五四”以来中国的新文化传统，又呼应20世纪域外的文学思潮；既拥抱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又看重现代主义的艺术滋养；既讲究继承，更强调创新。兼收并蓄大抵是他们的集体无意识。 第四，九位作家中有多位爱好艺术：江子爱好音乐，尤其喜欢器乐，少年时有过学习笛子、口琴、吉他和书法的经历；李晓君钟情美术和书法，如今的书法作品已多见于报刊；范晓波与音乐、绘画和摄影有缘，吉他和相机一直是他的生命伴侣；陈蔚文背过数年画夹，其美术素养已潜移默化；安然的歌声足以让人动容，夏磊的书法竟然值得一秀……无独有偶，他们中有多位曾是诗人，如江子、李晓君、傅菲等，都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发表。这样的禀赋和来路，为他们的创作注入了无法消解的“文艺范”——即使在散文空前泛化的今天，他们依旧保持了对审美品质的敬畏、对语言结构的尊重、对艺术化境的追求。 正是九位作家身上这些相通乃至共同的东西，让我突发奇想：未来的江西散文是否可以具有流派意义？因为按照文学史家的说法，一个具有共同元素的作家群体的存在，是文学流派产生的基础和前提；而大致相似的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又是促进文学流派形成的重要条件。 四 在文学生长与发展过程中，流派的产生与活跃自有其显见的积极意义：它代表了文学的自觉与自由，有利于创作的交流与互补；它是文学探索与繁荣的产物，同时又反过来促进文学的探索与繁荣。在这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众多流派此消彼长，互渗互补，最终推动文学发展的事实，可谓有力的证明。遗憾的是，较长时间以来，中国文坛尽管不乏缭乱的旗幡和嘈杂的命名，但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已近乎销声匿迹，这无疑是文学现状的一大缺失。而此种缺失之所以出现，固然同众声喧哗、漫天扰攘的后现代语境有关，但更为内在、也更为本质的原因，恐怕还是作家内心的浮躁与感受的粗疏。惟其如此，我们呼唤流派意义上的江西散文，说到底还是弘扬纯正的文学观念和严肃的创作态度，是推动散文领域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发展，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正能量。 那么，未来的江西散文会成为一种流派吗？对此，现在就下肯定性结论，显然为时尚早。因为“文学上的派别，是事过之后，旁人（文学批评家们）替加上去的名目，并不是先有了派，以后大家去参加，当派员，领薪水，做文章”（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此时此刻，笔者想到的，只是与江西的散文同仁做一点纸上的交流：不妨有一种流派眼光和流派意识，在此基础上，为出现具有流派意义的江西散文推波助澜。譬如，要以辩证的目光，进一步审视研究古往今来的江右文化，在肯定其优越的同时，认清其局限；要以平和诚恳的心态，深入总结盘点已有的创作成果和艺术个性，一分为二地扬长避短或补偏救弊。当然，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还是作家自身素养的充实与提升。应当通过深入生活、系统阅读，以及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积极借鉴，抢占时代精神的制高点。然后由此出发，一方面努力寻找历史镜像与现实生活的对接点，并予以全新的阐释和评价；一方面注重在历史的坐标上把握和描写繁纷的现实景观，使其更具有纵深感和说服力。一言以蔽之，要切实强化江西散文作为一个群体的质的规定性与超越性。这里顺便说一句：江西散文家曾多次以“新散文”为旗帜亮相于文坛，这“新”究竟包含了什么？体现在哪里？在流派生成的意义上，似乎也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厘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