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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炜：您在文章中多次阐述“形象诗学”的概念，这与传统的文艺理论里的形象论有何区别？为何要提升为一种诗学？ 徐放鸣：中国学术语境里的“形象诗学”是由文艺理论中的传统形象理论发展而来，它历来都是文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且在其理论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学术积累和传承。一方面建立在对中国古代文论核心范畴的解析和继承基础上，另一方面又从西方古今文论中获得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中国当代文论家逐步建构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的形象诗学理论，在不同的维度上进行了理论创新的可贵实践，显现出形象诗学理论发展的不同走向。 我的形象诗学研究显示了前后期不同的侧重点。前期是在传统形象研究领域内对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做现象考察和个案分析。譬如从形象塑造的对象主体性入手，对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性格发展规律做系列研究，针对人物性格的“背叛”现象——违反作家创作初衷而自然发展，探索其中存在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主动性与被动性以及人物性格发展的完整性和层次性等，以此来“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文艺作品的形象诗学研究”。又如，将形象诗学的理论扩展到文学以外，运用于影视批评实践，对产生广泛影响的影视作品主人公形象及人物群像做个案分析，并且进一步讨论当今时代英雄形象的塑造面临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趋向，提出了值得警惕的非英雄化倾向问题，这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讨论。后期我重点就“我们的文艺如何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提出问题，在《文艺报》展开了相关讨论，我认为，如何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语境中塑造出我们正面的民族形象和国家形象，是当代中国文艺责无旁贷的现实使命。我们既要肯定当代文艺实践在国家形象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更要看到存在的明显缺失。例如文艺形象纷杂背后的相对单一、深度缺失、原创性不足，要看到中国当代文艺形象序列表面上的琳琅满目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苍白平淡。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的“形象焦虑”，我们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还缺乏以文艺实践构建国家形象的充分的自觉意识，还没有在这个方面形成必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引领。为此，迫切需要努力拓展形象诗学的研究视域，将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纳入其中，同时，要从文学领域的形象塑造扩展到整个艺术门类各个艺术形态的形象塑造，形成适应新形势的形象诗学研究格局。 叶 炜：最近几年，您着重做当代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构建研究，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面的研究？它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徐放鸣：由于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产生的提升国家形象的期待与域外中国形象观感的实际状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其中固然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因素以及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阴影的影响，也有我国在现阶段发展中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还突出地表现着国民素质亟待提高的现实制约因素。这些方面都为研究国家形象的构建问题增加了现实的紧迫感，文艺中的国家形象塑造问题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实践领域。 从现实意义上说，这一研究以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为视界对国家形象构建进行整合研究，首先可以为当前我国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大繁荣大发展这一重大的时代性命题，为凝聚民族力量、提升国家形象、扩大中国的世界性影响等，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提供基本理路和实践方略。其次，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主动进入国家形象构建层面，这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不断走向自觉与成熟的标志，彰显了文艺的现实关怀品格与建构主义取向。可以在国家意识、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的提升方面发挥独特的影响作用。再次，以“形象诗学”为视角，系统地建构起当代文艺实践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的总体框架，可以通过理论的自觉促进和指导实践的深化，使得文艺实践中的国家形象问题更加自觉地融入国家形象塑造的总体话语体系，进一步促进和深化当前国家形象的整体性塑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