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中玉（1915— ），著名文艺理论家。江苏江阴人。曾执教于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和沪江大学， 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历任系主任、名誉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和《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主编等。著有《民族文学论文初集》、《文艺学习论》、《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古代文艺创作论集》、《激流中的奋进》等论著。 从我1982年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到日后参加工作、离开上海而后又回到上海，除了导师钱谷融先生之外，徐中玉先生对我一直特别关爱和扶掖，令我感念。徐先生即将年跨百岁，他是人人敬慕的文化老人和文坛寿星。 健行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说到徐先生的魅力与长寿，就不会不谈到他的健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徐先生身材瘦高嶙峋，行步如飞，再加上那独特的走路姿态，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其实，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时，徐先生已是67岁高龄，按中国人的说法，已经年近古稀，有如此身姿精神，实在少见。此后，徐先生虽然年事渐高，但一直保持着健行的习惯，人们经常还能在公园和街巷间，以及在很多公共活动场合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爽朗的话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的意识中，这句话和徐先生那矫健的身影已经融为一体了。随着对徐先生的经历与学识的了解，就越发感受到这种自强不息的魅力，这就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活力，务实、知恒，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一直保持那种强者自勉、固志不倦的进取精神。 徐先生更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这对一个亲历过世纪的磨难、遭受过种种不公平待遇的知识文人来说实属不易。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1993年，许杰先生去世后，徐先生曾写了多篇文章来纪念他，字字句句透露出了曾同甘共苦过的沉痛和忧患，读后令人非常感动。在1994年出版的论文自选集中，徐先生的代序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为题目，这不但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感怀和总结，更体现了他在风雨中形成的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自强不息，仁爱为怀，天下为公，以身作则”，能够使人真正感受到鲁迅所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人生境界。 践行者：为文须有益于天下 说到徐先生的健行，最好用“践行”来注释。徐先生学术人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务实和做事，一生用行动来践行和实现自己的理念和理想。记得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听他的讲座，讲的是顾炎武的文学观，其中所讲的“有志于天下”、“为文应力求有益于天下”等观念，至今还记在我的笔记本上。从学术著述来看，徐先生所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很广、很杂，从古典文学到当代创作，从理论创作到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有涉猎，但是无论写些什么，其中都贯穿着求实、“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意念，有感而发，有用而做，有益才说。 所以，徐先生论说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现实针对性：一是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所表达的对极“左”思想及其文艺思潮保持一贯的批判精神；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精神和资源的爱护、发扬和复兴的建设性态度。我甚至认为，这两点在思想上不仅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是贯穿于徐先生近年来学术活动和研究的基本精神。 就前者来说，这里或许熔铸了先生近一个世纪对历史的深刻体验和总结，可以说是他在学术活动中最执着的地方。这种思想不但表现在他的学术、教学和其他文化工作中，也表现在他各种各样的文章和讲话中。无论学界出现何种风波，他都一贯坚持了这种观点。 务实与践行，这不仅表现在徐先生的著书立说上面，也表现在他身体力行所做的有关学术建设的大大小小的事务中，包括带学生、办杂志、举办讲座和鼓励后学等。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因为我经常在小小的挫折面前就会抱怨，还经常幻想着逃避现实。 筑路者：条条大道通罗马 徐先生不仅是个健行者，更是一个筑路者，为学术发展开路，为年轻人铺路。最近，我收集了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典文论研究篇章，结集为《灵气与性情》。我在后记中写道：“……这本《灵气与性情》，是我多年来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心得和札记，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这里，首先要感谢恩师钱谷融先生和徐中玉先生。我原本是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但是徐中玉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热爱和识见激发了我，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而徐中玉先生更是毫无门派之见，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给予呵护和支持，发表在他主持的《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 作为一个文化人，徐先生一直十分推崇和服膺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在谈话中，徐先生曾多次提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讲到兴头上，就说“连半部论语都用不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到了晚年，徐先生对于鲁迅也有些微词，他为被鲁迅批评过的文人抱不平，常使人拊掌赞同。 其实，我对于孔子是有一点小意见的。也许由于我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对于孔子的“克己复礼”之类“做人”之理，实在有点可信而不可爱之感，而对于坐着牛车到处游说的孔子，也只能敬而远之。至于鲁迅，我喜欢他的个性，敢于与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对峙，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但我对徐先生的观点非但不感到不舒服，反而感到由衷的认同和赞赏。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谈学术，在总的方向和目标上是相通的，这正好验证了徐先生经常所说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的学术路径、观点和个性不仅不会损害学术，反而会增强学术包容和创新的能力。所以，在徐先生面前，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徐先生所思索的天地比我大得多，所评说的是他心目中的孔子与鲁迅，跟我有所不同，这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各说各的又互相倾听甚至欣赏，又有什么不可呢？由此我想，如果真正把学术看作是“天下公器”，不介入私利和权力之争，各种不同的学派、思想、观点甚至立场、价值观，完全可以相濡以沫、相互取长弃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可以实现的。 说到筑路者，就不能不提徐先生对于教育和学术的奉献精神。最近一次我去探望徐先生，一进门保姆就告诉我，徐先生把自己几乎所有积蓄100万元捐献给学校了，而且指明要给中文系。此时的徐先生听力已经不好，只是一直微笑着，自己对于这件事却只字不提。 我感动了，不仅为徐先生的捐献，而且也为他的家人。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地方往往在于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行之一贯，而徐先生更能把自己的人生信念贯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自己具体的言与行见之于社会，这就更不容易了，需要有一种独特的内在力量的支撑。也许“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本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人尽天责，天随人意，是为境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