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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疏与放逐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光明日报 周秉高 参加讨论

    《史记·屈原列传》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则说“屈原放逐著《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亦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司马迁说屈原“被疏”后作《离骚》,又说屈原“放逐”后作《离骚》,两种说法是否表达的是一个意思,后代学者有不同看法。
    《荀子·修身》说:“谄谀者亲,谏争者疏。”这是说“疏”的对象就是“谏争者”。《汉书·贾谊传》云:“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疏”即“不用其语”,即不听其“谏争”。《左传·宣公元年》载“晋放其大夫胥甲父于卫”,孔安国注曰:“是放者,有罪当刑而不忍刑之,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三谏不从待放而去者,彼虽无罪,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也就是说,古代大臣被“放”有两种情况:一是臣有罪而国君“宽其罪而放弃之也”;二是臣无罪而“君不用其言,但令自去,亦是放逐之义”。也就是说,“疏”与“放”实际是一回事。
    屈原在楚怀王时被“疏”即被“放”之事,《九章·抽思》中有内证。《抽思》云:“数惟荪之多怒兮,伤余心之忧忧。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这几句诗再现了怀王十六年时屈原被疏之后的心境。对“横奔”一词,王逸以来诸多学者均未解释清楚。林云铭释为“不候命而擅行”,义近正确而言之不详。晋杜预《春秋释例》说:“奔者,迫窘而去,逃死四邻,不以礼出也。放者,受罪点免,宥之以远也。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故传曰:‘义则进,否则奉身而退,迫窘而出奔,及以礼见放,俱去国。’”这里两次讲到“以礼”,“奔”乃“不以礼出”,“放”才“以礼”而行。《礼记·曲礼》有“人臣三谏不从去国之礼”,“三谏不从”即“疏”。杜预说:“臣之事君,三谏不从,有待放之礼。”可见“王怒而疏”之后,屈原定有“待放之礼”,只是开始因为十分困窘情绪激动,“愿摇起而横奔”,即拟不按礼数“逃死四邻”,这就意味着要与怀王彻底决裂,但屈原见民多无过恶而被刑罚,非独己身,遂释然。其后“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这自然是“以礼见放”之后的事了。孔安国云:“放之与奔俱是去国而去,情小异。”将《抽思》文本与《礼记》和《春秋释例》以及《史记》《新序》等典籍结合起来看,就可知道“疏”与“放”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可是,后人对这两个概念的认知渐渐模糊,大多只看到“异”而忽略了“同”。朱熹《楚辞集注》不仅将王逸、洪兴祖注中关于屈原怀王朝时被“放”的文字删改殆尽,而且在《楚辞辩证》中讲到王逸释“离骚”之意为“言己放逐离别”时,他还明确说“此说非是”。朱熹显然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刘向《新序》说:“秦欲吞灭诸侯,并兼天下。屈原为楚东使于齐,以结强党。秦国患之,使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史记·楚世家》载楚怀王“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史记·六国年表》载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相”。这说明屈原第一次被疏放在楚怀王十六年。《礼记·曲礼》载“人臣三谏不从去国之礼”是十分庄重的:离开国都时,首先要在都城外筑一土台,“去国”之臣要身穿白衣、白裤、白袜,披头散发,跪在土台之上,向着国都的方向号啕大哭,三个月之后才能恢复常态。据此可知,楚怀王十六年屈原被疏放离开郢都时,亦当筑台行“去国之礼”,白衣白裤白袜,披头散发,痛哭流涕,情绪十分激动,当如《离骚》文本所载:“曾歔欷余郁邑兮,哀朕时之不当。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面对此情此景,“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文心雕龙》)另外,《离骚》最后写屈原行将去国,“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几句诗证明诗人此时即将离开郢都但尚未正式踏上放逐之途。此亦与“人臣三谏不从”行“去国之礼”时的情状相符。因此,洪兴祖《楚辞补注》指出“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当怀王十六年,张仪相楚”。即屈原于楚怀王十六年作《离骚》,应该是准确的。
    (作者单位:包头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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