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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 “理论时代”最终是被“理论”自身所解构的。“理论”的多元化竞争，虽短期内积聚了众多学说，但也加速了“理论”衰落的过程。如伊格尔顿所讲，“如果所有的理论，就像有些人所怀疑的，天生就都是总体化的，那种种新型的理论就得是一些反理论(anti-theory)：局域性的、部门性的(sectoral)、从主体出发的(subjective)、依赖个人经验的(anecdotal)、审美化的(aestheticised)、自传性的，而非客观主义的和全知性的。理论，在已经解构了几乎其他一切之后，似乎现在终于也做到了把自己也给解构了。”(17)“理论”的这种解构特征，固然来自理论的反思与批判性，但发生在七八十年代的“理论”的自我解构，显然也受到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的深刻影响。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昔日的理论家站出来公开批判或反对“理论”，为“理论”敲响丧钟——随着米切尔的《反抗理论》、保罗·德曼的《对理论的抵制》、麦奎伦的《后理论：批评新方向》、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等著作陆续闻世，即已宣告“理论”为明日黄花。其实在这一系列批判出现之前，“理论”已经是日薄西山。文学理论从80年代伊始就已经进入所谓“后理论时代”，并且至今仍未走出这个时代的阴影。 “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是主张从“理论”回归文学的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一种是主张从“理论”走向理论的批评实践，即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 20世纪下半叶“理论”的扩张已经将文学理论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当“理论”的狂欢接近尾声时，一些年轻的学者便开始站在文学中心主义的立场向主导文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发起挑战，反思文学理论的这种非文学性倾向，主张去寻求探讨文学文本、阅读与鉴赏经验的新方式，从而使之回归文学的理论。(18)这种坚持文学本位的文学理论主张，形成了“理论终结”后一股强劲的思潮。但这种想要回归纯粹文学理论的思潮，明显带着20世纪上半叶那种对于文学理论学科自足性的天真幻想。经过“理论”批判的时代，知识界已经普遍意识到，“‘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9)所以，在“理论”去神秘化之后，再重塑一个神话或理论幻象，坦白讲，我们看不到前景在哪里。退一步讲，即便承认这种纯粹学科诉求的正当性，在文学(尤其是纯文学)边缘化如此严重的今天，纯粹文学理论的社会文化地位又在哪里?事实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纯粹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经无可换回地衰落了。尽管今天宣告文学理论的终结似乎仍然显得为时过早，但要恢复纯粹文学理论在20世纪中期的文化地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这个“后理论时代”，文学理论要想维持昔日的繁荣，继续像“理论时代”一样参与文化、政治与社会生活，仅仅依靠重建纯粹文学理论这样一种学科神话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它将不得不面临深刻转型。 最近二三十年文学理论面对的深刻转型就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兴盛在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是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虽然文化研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兴盛起来的，不过它在西方并不是当时才产生的新鲜事物，实际上在20世纪中期便已经兴起。这种学术思潮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大众文化的崛起，导致当代文化图景的急剧变迁。以消费为主题都市文化借助现代媒介与商业资本，将时尚、娱乐、休闲、广告、新闻、选秀、明星崇拜、体育竞赛诸大众文化形式铺天盖地撒向整个世界，严重束缚、挤压了精英文化(包括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致其走向边缘化。当代文化图景的变迁，向知识分子提出一个严峻的课题，即对于当代文化应如何诠释。 西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较早地对当代大众文化进行了理论反思。20世纪中期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大体上讲，皆是属于受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左派”知识分子团体，不过他们却代表了精英知识分子对待大众文化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和传统。以霍克海默、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阿尔都塞等理论家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站在一种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二元对立视野，将大众视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客体)，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很大程度上只是自上而下被强加给大众的肤浅文化，它受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操控与意识形态强制，充斥着商品拜物教与各种麻痹大众的虚假幻象，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以及受它支配的大众文化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以霍尔、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等理论家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则更多地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否定了那种区分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的歧视性的虚假二元论，将大众视为能动的文化参与者(主体)，他们能够积极地以自己的方式对强加于他们的统治话语进行解码，从而反抗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创造属于自己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表述自己长期被边缘化或沉默化的价值观与文化立场，因此在伯明翰学派这里，大众文化不再被简单定性为某种被放逐在所谓“高雅文化”之外的大杂烩，而是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平民文化，是需要知识界予与正视、理解而不是一味否定性批评的当代文化形式。由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奠定的大众文化批判传统，构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两极立场，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主要就是在这两大传统之间摇摆或折中。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理论终结”与文学的衰微，文化研究蓬勃崛起，蔚然而成一种全球性的学术思潮。如果说早期文化研究重点关注的是文化工业、工人阶级的文化趣味和生活方式、媒体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等领域的问题，那么到了8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则更多地侧重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女性主义、同性恋、酷儿理论)、全球化、都市文化与生态主义等领域的研究，其涉及的社会文化内容更加宽泛。如卡勒所讲，“从最广泛的概念上说，文化研究的课题就是搞清楚文化的作用，特别是在现代社会里，在这样一个对于个人与群体来说充满形形色色的，又相互结合的社团、国家权力、传播行业和跨国公司的时代里，文化生产如何进行，文化身份又是如何构建、如何组织的。”(20)当然，文化研究与文化学不同，它关注更多的并不是经典化的文化传统，而是当代那些“大量的没有被经典化的文化产品”。(21)分析那些尚未被经典化的文化，甚至直接为那些被压抑的、沉默的边缘群体的文化辩护，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鲜明特征。这一特征，使得文化研究先天地具有了某种批判性与政治话语权力角逐的冲动和野心，尤其是通过对文化与权力或意识形态霸权的批评分析，揭露出文化对社会权力分配与等级秩序合理性的粉饰，将文化研究推向针对社会权力与等级秩序正当性话语的挑战立场，而赋予其尖锐的批判性与政治性，从而从事文化研究的知识分子也获得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身份感与价值认同。某种程度上讲，这正是文化研究对“理论”的社会担当与政治使命感的继承。不过，当最近一些年文化研究越来越变成学院派知识分子的自我身份建构、学术话语游戏与谋生手段的时候，这种社会担当与政治使命感正在消亡。 文化研究从来就对理论的构建鲜有兴趣，受解构主义与“理论终结论”的影响，80年代以后的文化研究更加排斥宏大理论叙事。但文化研究又离不开理论，正如卡勒所讲，文化研究与“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理论’是理论，而文化研究是实践。文化研究就是以我们简称为‘理论’的范式作为理论指导所进行的实践活动。”(22)所以，文化研究实际上是以理论为思想支撑基础形成的一种学术分析与批评话语建构(discursive formation)。由于文化研究并不追求理论的体系建构，所以它不具有通常理论话语系统的排他性，而能够保持对理论的多元主义与开放性视野，即使它以一种理论为其基本立足点，一般也不排斥其他理论话语或学科。在这种多元主义与开放性的理论视野下，文化研究既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学派，也不可能形成任何一种独立的学院式的学科。詹姆逊曾讲，“文化研究是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也许最好从政治和社会角度入手，将它看做是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23)詹姆逊所谓“历史大联合”，其实就是各学科知识与方法论的大联合，在过去半个世纪，文化研究几乎已不带任何限制地涉及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传播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文学、美学等学科及诸种文化理论的内容。目前，它的边界仍旧没有停止移动的迹象。而只要它的边界仍在不断变化或扩大，就不能给它一个真正的定义，更不用说为它划定学科边界和奠立方法论典范了。严格来说，文化研究已经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跨学科研究了，它故意模糊学科界限，打破学院式的学术专业分工，明显带有拒绝学科规训的“反学科”或“后学科”性质。而无论是对学科化知识规训的超越，还是对理论的体系化建构的排斥，其体现的都是在多元化文化处境中，文化研究对普遍主义、本质主义的拒绝。 文化研究之所以能够纳入文学理论的知识学版图，主要是因为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深厚渊源及现实关联。首先，当代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脱胎于文学批评，如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1964)成立的初衷，霍加特就认为是利用文学批评的方法去评判、解释大众文化现象。因而最初文化研究的健将大多是文学批评家或文学理论家出身。这时候文化研究只是被当做文学研究的某种叛逆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也主要是借鉴文学分析的技巧，即把文化材料当作“文本”来解读。这种文本细读方法，迄今为止仍然在文化研究中保留着相当重要的方法论地位。但是，当文化研究逐渐兴盛之后，由于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哲学与社会理论，加之研究人员的学术训练背景也不再局限于文学学科，这种文学分析的方法论地位下降，而文化研究这些年也越来越倾向于某种“非量化的社会学”。(24)文化研究脱离文学研究是必然的，这从文化研究兴起之时便已注定。文化研究早已超出传统文学研究的学科范围。因此卡勒认为，“文化研究包括并涵盖了文学研究，它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去考察。”(25)这其实是一个不太精确的关系概括。实际上，当代文化研究并不能涵括全部文学研究，它只是与文学研究共同拥有一部分交集的对象和内容而已；严格讲文化研究只是涵括了部分文学批评，即相对于内部审美研究的狭义文学批评的“文化批评”。所以，文化研究的强势崛起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文学批评或者文学理论，更不用说全部文学研究了。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近三十年来文学与理论急遽衰落的背景下，文化研究的兴盛已经极大地扩展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版图。这不仅为日益没落的狭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为文学知识分子走出边缘化的困境，重新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参与文化政治场域的话语权力角逐开辟了通道。目前，文化研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仍方兴未艾，吸引着文学领域众多年轻理论工作者的热情投入。作为一种非学派、非学科、非理论的学术话语形态，文化研究已经改写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文学理论的未来命运。所以，虽然文化研究并非理论体系话语，它对文学理论依然具有范式转换的里程碑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