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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华文化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政协新闻网2006年11月 newdu 参加讨论

         

    演讲人: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著名作家  王蒙

 

      (本文系作者在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学习讲座上的讲话,本刊略有删节)

 

 

  一、与文化有关的概念和定义
    仅文化一词,定义据说达一百六十余种之多。现删繁就简,让我们简单地给它一个说法。
    1、广义的,与自然相对应的一切:即人类的能力、经验、记忆、知识、规则与成果的总和。
    2、狭义的: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相对应的偏重于精神方面、智慧方面与心理方面的,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是有吸引力与感召力的(松散的、软性的、一般非藉助强制的、约定俗成的、往往是无处不在的)积淀、规范与现象。主要是:语言文字、教育、宗教信仰、学术思维、道德与价值观念、文学艺术、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的风习等)。
    3、先进文化系指文化中的指导思想、价值取向、意识形态部分。对于国人来说,是指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向。有时也可说明科学技术的昌明、进步程度。而与其对应的则是落后的、腐朽的、愚昧、野蛮、迷信的文化现象或文化观念。
    4、传统文化,指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人们,经过长期积淀、相对稳定,成为此个民族地域的特征的文化形态。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标本。
    5、文化具有极强的民族性、地域性与意识形态属性,意识形态会十分关注、指导、规划文化事业,但是文化的范畴大于意识形态,例如语言文字就不是意识形态。
    二、全球化已经是一个现实,但是对于这个现实的评价很不相同
    1、经济生活与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使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相随的还有标准化、信息化即数码化、一体化。
    2、全球化的概念是一个与现代化相重迭的概念,我们所说的现代化实际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指出了全球化的趋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3、经济、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前所未有地促进了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互动、冲突与溶汇,并出现了新的亦东亦西或“非驴非马”的新的杂交性的文化样式、品种。这种文化态势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与中国的一个特征。
    4、中国、印度、亚洲四小虎等的发展证明,发展中国家可以因应全球化的形势,加速自己的现代化进程。
    5、全球化也引起了全球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焦虑和不安,批判和抗议,严峻的斗争。西方的左翼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近年致力于批判现代性、批判启蒙主义与科学主义、批判全球化,并通过这种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在我国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与一些老同志中也有很大的影响。
    6、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批评也是全方位的:
    例如,经济: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危机转嫁,风险激增等。
    而政治方面呢,认为全球化会助长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有人认为全球化就是西方化、美国化,就是美国霸权与跨国公司的胜利。
    现在重点讲一下文化,全球化引发了文化的不安感:
    1、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 就是说,感到弱势文化被强势文化吃掉了。本民族、本地区失去了个性与身份。
    我国已经有人为此而大声疾呼:如英语的强势。西洋节日对于民族节日的冲击。
    2、有人指出,全球化还带来了人文情怀的淡化:
    如共产党宣言所讲: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就是说,迄今的许多牧歌式的人文情怀,是与农业经济、而且是与生产力与科技的不发达状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人们对于月亮的吟咏和幻想,其实已被登月的实地考察所 “杀死”了。再如陶渊明的吟咏农事的名作,也与现代的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不搭界。我们可以吟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却不可以吟咏“敲键荧屏下,悠然新窗口”。陶说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也不能改成“种豆温室里,转(基)因利润高。”
    3、全球化的后果之一是消费型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多媒体文化的蓬勃发展。
    文化的产业化与市场化,可能使精英文化与民族文化受到被边缘化的威胁。戏曲、民族器乐、民族舞蹈、诗歌以及西洋歌剧、交响乐等都显得冷落。与此同时,关于歌星、关于的士高与霹雳舞、街舞,关于晚报文体、关于文化炒作、关于小女人散文、关于戏说型电视剧与电视小品、关于超级女声、关于营业性舞会与卡拉欧开、关于进口动漫卡通的争论不断。
    我们的对策应该是:
    坦然面对并欢迎通俗的市场化的文化活动,积极发展文化产业。承认我们的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与多层次性。主流(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消费性文化都有自己的位置,也都汇合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加强引导,努力提高通俗文化的品位。
    加强管理,树立规范,阻遏敌对与公害文化。
    支持和保护主流文化、传统文化与精英文化。
    在保护传统的同时支持新技术的文化化、人性化,新生活方式的文化化人性化,即增加新手段新硬件的文化含量。创造新的诗性体验与浪漫主义。如发展科学幻想作品、电子乐器、艺术创造的新材料与新手段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阻挡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实质是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发展的客观需要与规律,资本主义的超级大国当然会利用这样的趋势,我们也可以正确地积极地抓住新局面下的机遇。鸦片战争后,我们承受了列强侵略与掠夺的痛苦,同时可以说是首次面对着全球化的压力,我们的应对是不成功的。当时的清政府与百姓是相当盲目地被动地采取对策的。但同时,我们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化自恃与文化爱国主义又帮助我们的中华大地顶住了完全成为列强殖民地的压力。五四以后,我们第二次掀起了与全球对接的热潮,民主科学爱国主义,都澎湃热烈起来,尤其是我们从国外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所说: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这说明,引进与弘扬并非截然对立,全球化与社会主义并非截然对立,面向世界与立足本国并非截然对立。取法外来的先进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并与本国的实际结合,有可能激活古老的文化,焕发一个古老文化的生命。同时,内蕴丰厚的中华文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汲取、消化与发展、丰富,也弘扬了马克思主义。
    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的第三次面对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我们的应对则是更加成熟的、务实的与智慧的了。
    我们完全可以并已经清醒地与深刻地揭示全球化的弊病与危险,同时也承认全球化的进步性,选择趋利避害的方略,却不可能遏止或无视全球化的进程,更不应该坐失我们自己发展的机遇。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就是对于全球化的正确因应。
    三、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命运
    1、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巨大的涵盖面的独特的仍然生机勃勃的活的文化。这又是一个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时而被冷落忽视,时而被强调高扬的文化,这还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参照系统但也可能成为对立面。这是一个大国长期以来的主体文化,拥有极其众多的人口的认同与极其丰富的生活经验的支撑,有极其悠久的辉煌记录与历遭困厄与严峻考验的艰难历程。它久经沧桑(正面的与反面的),遍布极大的地域,经验老到。它屡遭磨难,有着大难不死,死而复生,这边不亮那边亮的奇迹。
    悠久的历史中历经曲折。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征战,少数民族的入主中原,使中原文化面临过复杂的局势与挑战,同时提供了中华民族内部各种不同民族与地域文化的相互激荡,最终整合交融的宝贵机遇。晚清则是丧权辱国与文化信心危机。此后屡遭冲击,但这些冲击并没有能够使中华文化死亡,而是使它得到了新的变革与发展。这反映了它的应变能力,韧性、自我调整与更新能力,吸纳与妥协(如清初留辫子),兼容并蓄,但仍然万变不离其宗的能力。
    2、悠久的历史中它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东西,异民族的东西。比如北京话中的蒙语:萨其玛。满语:喔,咿,纳勒金德。阿拉伯语:罗汉儿、主麻。近现代的外来语:沙发、坦克,此外还有芫荽、胡琴、西瓜、胡萝卜。近现代以来引进外来文化更是十分迅疾,包括大量外来词语:民主,专政,自由,人权,体制,现代化,法制,法治……
    3、中国文化覆盖的面积广大,人口众多,使得这个文化比较恢宏,比较包容,包含了大量辩证的、走向不完全一致、和而不同(用黑格尔的话就是杂多的统一)的选择,它奋勇向前,披荆斩棘,同时始终为自身留下了多种选择的空间,不使自身陷入死胡同。它的适应性与自我调节、解困能力比较强,发展变化的契机比较充分,从而生命力更加顽强。
    4、从历史上看最重要的两次文化引进:佛教与马克思主义。
    如禅宗。佛理的中国化,淡化了佛教的信仰主义特征,增加了中国式的智慧、机锋、含蓄与审美趣味。
    我们还可以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看中华文化。再从中华文化看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是一个有待于我们共同努力做好的大文章,大题目。
    例如毛主席讲: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每事问,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祸兮福所依。这些都从中华文化中寻找到了参照资源。
    毛泽东诗词与文章、书法、直到谈吐,显示了他的传统文化修养与这种修养的魅力。也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固有魅力。
    邓小平讲韬光养晦,讲黑猫白猫,讲不争论(言者不辩),讲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是有深刻的中华文化底蕴的。
    江泽民:三个代表讲的就是执政之道,执政之德。讲爱国主义。讲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讲和而不同。
    胡锦涛讲情为民所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八荣八耻。讲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
    5、关于社会主义的命运与中华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政治体制,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都是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和而不同与民本思想)与普世价值(和平、民主、人权、种族与民族平等等)相融合相激荡的产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范畴,也是一个文化的范畴。我们理应加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研究。
    6、中华文化深入人心,尤其是影响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方式。任何轻易予以改变的企图都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汉字与饮食,已经深深植入了我们的“遗传基因”。积极传承与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有利于国家的凝聚和稳定,有利于政通人和,构建和谐社会。
    四、中华文化的自省与新生
    1、中华文化一直是非常自信,非常矜持的。近现代,由于积贫积弱,有识之士以十分痛切的方式进行了文化自省自责:悲观者王国维等预感了中华文化的危机,选择了自杀。积极介绍欧美文化的严复晚年却吸上了鸦片。激进者当时是振聋发聩。如陈独秀、胡适:打倒孔家店。吴稚晖、钱玄同: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乱世、礼崩乐坏的产物。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写道:“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章士钊、林琴南等则无力地坚守所谓“国粹”。张之洞等则企图调和文化上的冲突,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2、近现代以来,一些有识之士对于汉语汉字也进行了反省:五四以来主张废除汉字的意见十分强大。我们曾将拉丁化定为国策。
    3、文革浩劫。尤其是破四旧与批孔。把对于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发展到绝对荒谬的地步。
    4、八十年代出现了全盘西化思潮。如改造人种论,被殖民救国论,引进总理论。
    5、现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必要。
    A、国运兴,增加了文化自信与民族尊严。
    B、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文化性格与文化选择。这里,弘扬中华文化的关键驱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C、从以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的革命党向以执政 兴国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的转变,提供了扩大、深化、发展和整合精神资源的必要与可能,事实证明,夺取政权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时期,我们也许需要防止传统文化特别是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之属,阻滞和冷却对于革命的发动,阻滞和冷却对于革命的敌人的严酷斗争,但是在以执政兴国为主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同时责无旁贷地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先锋队的今天,在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任务的当代,仁义道德温良恭俭让的某些合理性与积极意义也就显现出来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正确运用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有利于长治久安。
    从打倒孔家店到在全世界建立孔子学院。说明了历史有了多么大的发展。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五四运动与鲁迅等大师。也不能因此放弃对于传统文化的封建性的糟粕与其它不足方面、中华文化的固有弱点的批评。
    D、物质生产的迅猛发展,更凸现了国人文化素质的有待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的事实,这个时候特别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十分适时,是对于建设精神文明的巨大促进。
    E、国人已经基本上度过了晚清以来的文化信心危机与急于改变文化现状的焦躁心理。例如时间已经证明,中文汉字完全可以适应信息时代的科学技术,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完全可以解决。而普世性的关于珍惜文化的多样性的共识,也帮助我们更好地保护自己的特色与历史,时间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是有利的。
    同时眼下我国也有相对偏激的读经热和反全球化、一味责备改革与市场经济的思潮。对于这一类现象与问题,同样不能无视。
    五、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
    中华文化是难以概括叙述的,说法也极多,诸如内河文明,黄河文化,楚文化,三星堆文化……民间文化、儒家文化……这里,我试图作一个不全面的概括,叫做“且立一说”:
    1、独特的语言和文字。尤其是汉字的综合表声、形、意的特点。从汉字的构词的途径,可以看出中华式的从大到小、从根本到枝蔓、注重万事万物的同一性与关系性的演绎式的思维方式。
    2、以对本质本源的追求代替对人格神的崇拜。中华文化基本上是此岸性的。以汉语汉字为基本,以周易为典籍,以感悟本质为特色、以信息综合为手段的终极追寻体系。
    中国式的本质主义,概念与大道理崇拜。
    如说未知生,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强调道的终极意义。
    从中可以看出尚同的哲学根源。
    孔子:吾道一以贯之。
    《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孟子: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
    老子: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在真理论上的一元观。各自执其一的事实上的百家争鸣起码是一种共存状态。
    3、以感悟式思维去逼近真理,取代形式逻辑的推理,取代数学计算与实证主义。缺少计算、逻辑与科学实验。重智慧而轻科学,重文气而轻逻辑,重言语的美善而轻其可操作性。
    例如天人合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战而屈人之兵﹔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以及修、齐、治、平……提出了这样一些天才的、至美至善的命题,却缺乏论证、驳难与发掘、繁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一大段并不符合严格的形式逻辑,但很有影响。
    感悟式思维的短处是不能成为科学技术的有力基础与保证。长处是包容性,弹性,空间感。诗性与趣味感。
    4、以道德约束与文化(礼)的约束与纵向的平衡取代权力与法律制衡。以儒家与儒道互补的学说为基本,以道德教化为特色的政治社会价值体系。承认君权,但是有道德审视与文化监督。叫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以德治国是中华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理想: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立德立功立言,以德为首。提倡仁义礼智信。注重义务与秩序。中国的政治社会体系注意道德性,此岸性,抑制形而上的神学思考。具有世俗性与常识性。如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如讲三年不改父之道,都很合情合理与适可而止。可称之为中和性或和谐性。但是它缺少法制观念与对于人性恶的抑制。外国有一种说法,从性恶出发设计的体制可能出善良,从性善出发设计的规范,也可能出邪恶。这个说法可供参考。
    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
    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
    5、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极其重视和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是有重大意义的。
    多元制衡为西方政治学的基础。中国的平衡常常体现在时间的纵轴上: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所谓(戏曲里叫做:放宽些子耐三分,)处世勿为己甚,所谓中庸之道。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
    这一段话很精彩。有知识的人常常夸张过分,没有知识的人常常后知后觉,这种麻烦至今值得我们深思与警惕。莫不饮食一节则是说要知其所以然,要知其度。
    孔子还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古代经典提出了和的理想。《国语》中有八十九处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协和辑睦。声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礼记》中有八十处提到和字。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还提出了政和、和气、和天地、和四时的概念。《礼记》并提出致中和。《论语》中提出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重要命题。《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庄等也有对于和的论述。“天人合一”观念更是一种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向往。和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叫做王道理想,即文明地执政的理想,又是哲学与审美理想,如称“和则生,同则不继。”
    传统的中华政治文化还认为,中庸之道乃是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先哲也提倡中庸,强调节制,主张中点是最美的。
    6、以阴阳五行为基本,以调理养生(乐生)为特色的富有此岸性(人间性)的生活体系、中医、武术、烹调、墓葬、强调养生、调和、观感与感觉的满足、建筑、中国陵墓与埃及陵墓之比较、埃及陵墓是指向神明与彼岸的,而中国陵墓是模仿人间的。
    7、以书法与戏曲为特殊品类,以文言文特别是古典诗词为高峰的虚拟审美与风化济世相结合为特色的审美系统。当然白话文学也很重要。强调美。强调虚拟。强调载道。强调言志的主体性和格调追求。强调感悟与人格。神韵、文气、意境、风骨。以《文心雕龙》与西方文论做比较。中国文论更多是主观感受性的。
    六、建设文化大国的一些初步想法
    1、文化是我们的长项、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存在与主体性的依据与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维护我们的主权、特色、安全与稳定的软实力。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的极富感召力的旗帜。强调文化有有助于打消邻国与本地区国或有的对于中国迅猛发展的疑虑。
    2、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基础,目前全民的语言文字程度值得忧虑。如将不胫而走说成不翼而飞。将令尊说成“你家父”。雄关漫道(真如铁),在毛泽东词中原义是莫说雄关如铁,现在却当雄伟的关隘,漫长的道路来用。对联失范:天津港对朝天门。繁体化后更加混乱:飞龙榖。中文系。礼仪之邦(本是礼义之邦)。
    3、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都是民族的,也同时是世界的,人类的。马克思、爱因斯坦、帕瓦罗蒂属于各自的地域与民族,也属于人类包括中国。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时,世界的,即普世的,才更应该与可能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与民族传统相结合,成为民族文化的新的发展与活力的生长点。发展了民族文化,也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中华文化需要继承也需要发展更新,我们的文化体系是开放的也是传统的,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参与世界,与世界一起前进,才能保证我们的文化的活力,使我们的文化生机勃勃,不是变成博物馆的展品而是仍然活跃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并对人类文化作出影响和贡献。
    现在有一种零和模式会影响我们的文化战略:如学英语与提高母语素质问题。不能将英语外语视为对母语汉语的干扰,我们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与舌头的灵活性,既学好母语,也要掌握一两门外语,学好母语是学习外语的基础,学习外语是学深母语的参照。学语言可以参考辜鸿铭、林语堂、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的榜样。也不能为了弘扬中国的文化就贬低外国的东西。前面引用的毛泽东的话也说明引进外来文化与弘扬传统文化并非相悖。
    4、中华文化的资源包括我们的历史继承也包括对于世界先进文化的一切借鉴,更来源于当今改革开放、走向全面小康的创造历史的波澜壮阔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必须也已经中国化或正在中国化了的。电影、话剧、芭蕾舞、交响乐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化的。我们正在创造我们自己的曲目片目。同样的曲目,中国人有自己的理解与情感表达方式。作为一个伟大大的文化传统的复兴,中华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人类的瑰宝。
    5、珍视文化的历史与历史的文化。小心翼翼地对待一切文化现象、文化存在与文化遗产。例如,戏曲中的男演女、女演男,就不要随意否定。还有些原来含有大量糟粕迷信的文化模式,如送子娘娘,瘟神等,可以作到解毒与提纯,在否定与批判的同时,仍要作为遗迹保护,作为文化的代价与弯路乃至其丰富多彩性的证明。如民间祭祀,圆梦与风水。有一些迷信活动是落后的,但是活动中的歌舞、音乐、仪式与文字仍然有艺术性与遗产性。有一类文化是指导性的规范性的,如世界观价值观荣辱观等,还有一类只须承认它的存在,扩充视野,增加人文兴趣与知识见闻,见证历史,从中探求人类生活与文化的发展轨迹与规律。如文物,如民俗。搞民俗博物馆的目的并非为了不变化旧的民俗。
    再如方言。必须坚持已有的成绩与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同时,保护方言的文化特色,学习繁体字与文言文。许多文艺形式离不开方言,如一些地方戏曲与曲艺。
    6、我们的目标是源远流长、基础深厚而又朝气蓬勃、与时俱进的文化继承、弘扬、引进与创新的结合,是文化的民族性、传统性与开放性、创造性的结合,是科学精神、时代精神与民族精神的结合,是汲取历史营养与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的结合。一切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与发达的精神资源,我们都乐于开掘受用,一切有利于中华文化的振兴与发达的创举,我们都勇于学习实践,这样,我们的中华文化将立于不败之地。
    7、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教育。文化是教育的内容,教育是文化的保证。
    8、希望全国政协更加重视对于文化事业、文化战略、文化思想的关注与研讨,增加在文化课题上的参政议政(参文议文)、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
    (本文系作者在政协十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学习讲座上的讲话,本刊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孟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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