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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的文体与文学批评的内容是一体两面，不可分离，从来就没有缺乏内容的形式，也没有缺乏形式的内容。借鉴古代文化史的概念，道器之辨，与文学批评的内容和形式关系庶几近之。赵翼论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不仅是指文学表达的内容创新，也是指文学表达的形式创新。文学批评文体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实践的必然结果。具体来说，是文学批评学院化的必然归宿。 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文备众体，举凡题要、论文、随笔、点评、选本、诗话、诗论、书牍等，形式不一而足，生动活泼，体现出一种自由性言说的诗性表达。近代历史虽然短暂，也有梁启超独卓的文学批评文体横空出世，其特色在于不拘一格的体裁、雄辩滔滔的语言、笔锋常带情感的内涵，影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进入现代历史之后，文学史上的批评文体更是具备多样性的特征。如鲁迅的匕首投枪式的杂文体，周作人的美文体、书抄公体，章太炎的逻辑体，胡适的思辨而朴实的文体，梁实秋的士子体或称教授体，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李健吾的“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印象鉴赏式的批评文体等等，争奇斗艳。以小说创作名世的沈从文，写起文学批评来，常常如禅宗的当头棒喝，直指批评对象，如其已经成为经典句式的论文开篇论断：“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以清明的眼，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同时，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而有所逃遁；永远是那么看，那么透明的看，细小处，幽僻处，在诗人的眼中，皆闪耀一种光明。作品上，以一个‘老成懂事’的风度为人所注意，是闻一多先生的《死水》”；“使诗的风度，显着平湖的微波那种小小的皱纹，然而却因这微皱，更见出寂静，是朱湘的诗歌”。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批评对象的整体性把握与发自内心的批评自信。 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文体，也曾经宛如陌上花开，繁盛一时。我将此归因于其时是一个主体性高扬的时代。作为与文学创作相伴前行的文学批评，亦莫不如是。心灵是否自由，想象是否丰富，审美形式是否多样，批评是否“及物”有效，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批评成就高下的根本依据。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在许多文学史家眼中成为一个“形容词”，原因正在于其时文学表达的自由性与多样性，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是主体性的精神性的大写的 “人”凸显的时代。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敏锐的学人立即感受到了主体性的黄昏已经悄然降下帷幕。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等学者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对市场经济呼啸而来的浪潮冲击下的人文精神的退缩与沉沦表达出深长的担忧，王晓明认为：“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读书》杂志随后刊发了系列讨论稿，选取其时风行天下的诸多文化事象展开讨论，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主体性人格萎缩、批判性精神消减、艺术作品粗制滥造、生活情趣日益粗鄙、思维方式简单机械、文艺创作想象力匮乏，等等。但这种直指时代锢疾的批评并没有坚持多久，就连同作为批评对象的人文精神的溃败一起，迅速被时代风雨裹挟而去，潮打空城寂寞回。批评文体中的人文主体性让位于市场利益的主体性，表现出经典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异化”特征。文艺批评中出现了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诸多乱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