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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学者就有一种情怀——创造思想、担当道义。郑州大学刘志伟教授以发显中国思想文化精神为研究使命，以关涉“圣贤”与“英雄”这两大中国核心文化概念关系的研究为统摄，体认、把握中国文化的心灵结构，最后写成《汉魏六朝文史论衡》一书。 此书分为上篇“国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创造”、中篇“感‘士’不遇与志‘道’风流”、下篇“《文选》与各体文选论考”。与一般文史论著相比，本书的特点是：有自觉的理论意识，注重对文献所蕴含的思想文化的阐发，发掘意识形态对文化创造的支配作用，赋予“死文献”以“活生命”。 以“大视野”观照“小文献”。中国传统文化本以整体性思维为特色，对中国古代的文史研究追求融通经子、出入文史，以整体视野和融通精神主导研究，将研究对象“还原”到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作整体观照。下篇之《曹操“捉刀”叙事考论》就是以“大视野”看“小文献”的代表之作。《语林》与《世说新语》皆叙“曹操捉刀”之事，不过数十字，但二者存在细微差别。刘志伟以敏锐的学术眼力发现了其间隐藏的文化精义：“《世说新语》对《语林》‘捉刀’条的选择眼光，其实正体现了作者对由‘英雄’崇拜转为文化审美这种魏晋文化思想变化的深刻把握和认知。”各篇之见解，均来自于对特定历史文化时空的整体观照，不仅融通了文史，也“穿越”了古今。 从“细微处”揭示“大意义”。有感于科学主义主导人文学术研究之弊，刘志伟坚持了这样一条研究道路：“以坚实的文献整理与考据功夫发显中国文化思想精义”。他的研究显现出学术追求的“向上一路”：由偏爱对文史的原初感悟到偏重理论思维，再到强化文献基础与小学功夫训练，再到以坚实的文献整理与考据功夫阐发中国文化思想精义。该书以思想统领文献，注重学理探寻，善于从文献细微之处揭示文化“大义”。如《边让与〈世说新语·言语〉“范式”》从《世说新语》“言语”门首条“边让见袁阆”这一微小叙事的用意开始，揭示出汉末魏晋“言语”时代的文化精神，进而发显了“言语门”首条叙事的“范式”意义。没有扎实的文献学功夫，没有对士人在文化创造中的历史作用的深切体悟，是难以做到的。 由“主内证”思量“辅外证”。《汉魏六朝文史论衡》提出了“内外证结合而以内证为主”的研究思路，“内证”是指文献本身所能提供的证据，“外证”是指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发掘文献内存的证据，比任何外证都更有说服力，因为“内证”是文献本身“内在理路”的客观展示，是直接证据。如《〈文选集注〉成书众说评议》综合评议了关于《文选集注》成书的各种观点及其论证方法，发现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直接证据缺失，间接证据有限，各说都无法让人完全信服。”为此，该文比勘了《文选集注》所引李善注、陆善经注、《文选钞》等古注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文本内证”及相关“佐证”的角度提出问题：“刊本中的李注是否曾经参校过《文选集注》或者这一系统的其他抄本？”——这对推进《文选集注》研究乃至《文选》研究不无方法论意义。 《汉魏六朝文史论衡》将坚实的文献考信与鲜活的时代文化结合，使得那些看似无关的“死文献”被赋予了“活生命”，就像作者说的那样“接续学术元气”“体悟学术生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