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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裴登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战国策》文自高诱注时已涉及辞主问题，其后代有其人，以至于今。特别是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整理小组以为司马迁所未见，便将其与《战国策》、《史记》相参照，对帛书的一些“无主辞”予以归名，对《策》文的相关辞主更名。但如此做法，无论是对材料的性质、文学与史料的观念、文学与史料关系认识的理念层面，还是在具体论证方法层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一 学者对帛书辞主的变动，主要是将十五章“无主辞”归名苏秦。原因如杨宽云：“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十四章苏秦资料，起首皆未署名，惟其中有六章游说者自称秦或苏秦，其为苏秦所作无疑。帛书第二十二章‘谓陈轸’云云，内有‘今者秦立于门’，而《史记·田世家》改属于苏代，并改作‘今者臣立于门’。帛书第二十一章‘献书赵王’云云，《赵策一》第九章作‘苏秦为齐上书说赵王’，而《史记·赵世家》改属于苏厉。《史记》中，其他类此者尚有多处，皆当加以校正。”①其他学者如曾鸣云：“帛书四这篇文字，确很重要，首先与帛书一至三有密切关系，另外，它是苏秦治齐交五年中的详细记录。也是他为燕反间的确实证据。”②唐兰认为“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除了这十四章外，还有四章也与苏秦有关。除了第二十章是后世拟作，此外三章，也应是真正可信的有关苏秦的史料。”③但即使苏秦为燕反间于齐为事实，自称“秦”之人为苏秦，也不能断定帛书一些“无主辞”即为其所作。帛书有与《战国策》、《史记》相同内容的“无主辞”材料，后者人物非苏秦，即可说明这一点。如帛书二二“谓陈轸”者自称“今者秦立于门”，《史记·田完世家》作“苏代谓田轸”，自称“今者臣立于门”。 具体而言，帛书四部分内容亦见《战国策·燕策二》。二者最大区别在：帛书为“无主辞”，《燕策二》为“苏代”；帛书言“臣秦拜辞事”，《燕策二》无。缪文远云：“据帛书，献书者自称其名为‘秦’，则此‘苏代’当作‘苏秦’。”④但帛书中的“秦”是否即为本字?是借代还是实指?为什么帛书与《策》文不同?帛书比《策》文篇幅长得多，且文章结构也大相径庭。《燕策二》已经有人改动，选取了其中几段材料，组合成一篇文章并加了主名。 帛书五内容同时见《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辞主不能改动为苏秦。首先，同归《燕策一》内容，帛书作“人有恶苏秦于燕王”，《燕策一》作“苏代谓燕昭王”，《苏秦列传》作“苏秦见燕王”，差别较大；其次，《史记》记载苏秦材料，基本上采用了与今本《国策》拟托苏秦之名而成的相同材料，只不过为了体例统一的需要，将材料予以排序。这类材料不具备真实史料价值，钱穆曾言：“《史记·秦传》载秦说齐国辞，皆本《国策》，其辞皆出后人饰托，非实况。”⑤所以，根据拟托苏秦之名游说各诸侯王合纵的长篇《策》文，以及《苏秦列传》推断其事迹，既不可行、也不可信。 帛书一六为“无主辞”，《战国策·魏策三》为“朱己”，《史记·魏世家》为“无忌”。整理小组注释云：“《荀子·强国篇》杨倞注引《史记》作朱忌。朱与无形近而误，己与忌通，疑当以朱己为是。”⑥出现这种情况，或是材料来源渠道不同，或是在一篇材料基础上，人为改动。帛书“无主辞”可能为“底本”，其他材料据此改动时加了主名。 帛书二○为“无主辞”，《战国策·燕策一》、《史记·苏秦列传》均作“苏代”，整理小组定为“无主辞”。原因如唐兰所说：“此篇似摹拟苏秦的口气所作，《燕策》和《史记》均作苏代是错的。此与有名的苏秦合纵八篇，张仪连横诸篇，以及其它，当都是战国末纵横家的拟作，气势都很盛，跟真正的苏秦文笔，宛转而有条理，风格截然不同。”⑦也就是说，整理小组认定前十三章为“真正的苏秦文笔”，但此篇因气势很盛而定为拟作，理由过于牵强。 帛书二一为“无主辞”，《战国策·赵策一》为“苏秦”，《史记·赵世家》为“苏厉”。整理小组据《赵策一》定为“苏秦”，唐兰对改动理由予以陈述⑧。《战国策》中三苏事迹混乱，有时甚至互为对立面，而且三苏材料，有许多为传闻故事，因之很难说《赵策一》、《赵世家》何者为是。综合观之，帛书应是原貌。 至于历代学者对《战国策》文辞主的变动，主要集中在“三苏”(苏秦、苏代、苏厉)及“苏子”。具体可分为：1.改模糊的“苏子”为某人。如《秦策二·甘茂亡秦且之齐》之“苏子”，高诱注以为“苏代”，姚宏、鲍照同其说。《楚策三·苏子谓楚王》，鲍照以为“苏秦”。《楚策二·女阿谓苏子》，缪文远以为“此苏子当指苏秦。⑨”《燕策二·客谓燕王》之“苏子”，郑杰文以为“苏秦”⑩。2.改“苏秦”为“苏子”。如《东周策·苏厉为周最谓苏秦》，《西周策·楚请道于二周之间》，《齐策三·楚王死》，《齐策四·苏秦自燕之齐》，《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等，鲍照改“苏秦”为“苏子”。3.改“苏代”为“苏秦”。如《燕策一》、《燕策二》多篇出现的“苏代”，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改为“苏秦”。《秦策二·陉山之事》、《齐策五·苏代说齐闵王》、《赵策四·五国伐秦》、《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燕策二·苏代为奉阳君说燕于赵以伐齐》、《燕策二·苏代自齐献书于燕王》的“苏代”，郑杰文《战国策文新论》以为皆应作“苏秦”。4.为“无主辞”加辞主。如《魏策二·五国伐秦》“谓魏王”者，鲍照注、吴师道《战国策补正》以为苏代，徐中舒、杨宽、缪文远均以为苏秦。何建章引徐中舒、唐兰之说，以为“徐说或是”(11)。郑杰文以为《东周策·谓薛公》辞主当为苏秦，《秦策三·谓应侯曰》为苏代，《秦策四·说秦王曰》为黄歇，《赵策三·说张相国》为鲁仲连，《魏策二·五国伐秦》为苏秦(12)。5.变“苏代”为“无主辞”。如缪文远以为《魏策二·苏代为田需说魏王》之“苏代”，“疑皆旁注字混入正文”(13)，《韩策一·公仲数不信于诸侯》之“苏代”，“或后来所附”(14)。其他变动情况，不一一例举。 对《策》文辞主做如此变动，实际上存在很大问题。如《秦策一·张仪说秦王》，《韩非子》做“初见秦”，鲍照注本删“张仪”。自古至今，学界有韩非、吕不韦、范雎、蔡泽、张仪，张仪作而韩非袭用之，以及“纵人为齐、燕说秦”之说(15)。因为许多情况不明，给每个人都留下了证明自己观点的空间，各自也能找出一些证据来立论。“可是都没有直接证据能确切定为某人，还当各依本书为是。”(16)此《策》文应是模仿横人口气作的揣摩游说的无辞主、无题目的一篇练习稿。其中“臣”不是确指，而作为练习游说之辞的惯用语，《战国策》中俯拾即是。“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是设置了“说”和“听”的语境，也是创作练习游说辞的惯用手法。“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是当时行文的一种套语。《墨子·非命上》、《孟子·公孙丑下》、《战国策·楚策四》都有类似说法，只不过《国策》夸张多了。“愿大王有以虑之也”，特别是“大王试听其说”，是游士模拟创作游说辞的熟语与标志。文中之所以两次出现重复，可能是有人连缀不同材料而成，故《张仪列传》未采用。《国策》辞主为张仪，有几种可能：1.本为托名张仪而为辞；2.先有此文，后加张仪游说背景；3.编《国策》者所加；4.注释入正文。此类《策》文，辞主不仅不可随便改动，内容也不能轻易增删。如《燕策一·宋伐齐》不能据帛书二十删结尾几句。因为这样的思路，是认为帛书为“真”，故“自‘燕昭王善其书’至章末，帛书无，《策》文当据《史记》录入，所言俱不符合史实，当据帛书删。”(17) 再如《燕策二·客谓燕王》，前为“客”后为“苏子”。缪文远等均认为“客”与“苏子”属同一人，且在认定了苏秦于前284年被齐车裂前提下，将“客”、“苏子”均改为苏秦。但《策》文客谓燕王的首句，与苏子谓齐王的首句重复，似不应出于同一人之口。其时间跨度自“三覆宋，宋遂举”，一直到“燕王闻之，绝交于齐，率天下之兵以伐齐，大战一，小战再，顿齐国，成其名”，显然是讲述故事的口吻。要将“客”与“苏子”考实为苏秦，既不符合史实，也非文章原貌。再如《燕策二·赵且伐燕》。缪文远以为“此‘苏代’盖策士虚拟，嫁名之者”。却以为《齐魏争燕》“苏子谓燕相”“当是苏秦使人告燕相”。(18)主观随意性太强。此类情况，非止一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