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发现历程中的诸多遗憾。师陀曾多次谈起他原本存有一份“账单”，“上面写着每篇稿子的写成日期，发表的报刊和时间”[4](P190)，遗憾的是，这份珍贵的材料在“文革”期间抄家被抄去，下落不明。没有了这份“账单”的帮助，在师陀的首次回忆中，第一部《雪原》名代替了“三部曲”名，发表的报刊也仅剩下《大公报·文艺》了。《雪原》本与《大公报·文艺》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史实在作者模糊印象中发生变形、进行重组的结果。好在不久，上海文学研究所的同志在《学生月刊》上发现了《雪原》，这是“三部曲”的第一次发掘。我们已经知道，全国仅上海图书馆存有全套的《学生月刊》，也就是说，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当年就已经发现《雪原》的全部文字了，然而，当时他(们)很可能仅告知《雪原》刊于《学生月刊》，纠正师陀的误记，并没有将全文复制下来寄给作者。也就是在这时，为了编辑《师陀研究资料》，刘增杰开始与师陀联系，师陀随即指出《雪原》(即“三部曲”)的“第一部是发表在上海出版的《学生月刊》上的”。师陀的“三部曲”原本就是未完成的，但作者却将“三部曲”名误记为《雪原》，因此，在作者的记忆中，《雪原》也就成为“未完”的了。遗憾的是，刘其时并没有查阅原刊，《师陀研究资料》中关于《雪原》的信息都是从作者记忆中抄出来的。这份资料出版后，影响甚广，成为师陀研究的必备文献，而在指出《雪原》刊于《学生月刊》后，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也未再关注师陀，《雪原》“未完”于是漫延开来，几乎成为一种常识。2004年，为了编辑《师陀全集》，刘增杰终于在国图查到《学生月刊》，但只是前6期，一部《雪原》于是成为了“半部”残卷，这无疑进一步坐实了《雪原》的“未完”。此后，刘增杰虽亲赴上海图书馆[12](P607)，但并未进一步去查询上图的《学生月刊》。直到近期，解志熙先生发文指出他在某数据库上读到《雪原》后9节，此时离上海文学研究所同志的发现已愈30余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其实，师陀一开始就曾说过《雪原》(即“三部曲”)“是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而写的，尽管有着误记和漏记的成分，但毕竟透露出“三部曲”与香港《大公报》的重要关系，并且作者曾多次提及在香港《大公报》发表过作品，但长期以来，师陀研究界并未有人翻阅香港《大公报》。因此，相对于《雪原》后9节而言，《争斗》的多年尘封则显得更加不可思议。《师陀著作年表》(含增订稿)中指出《颜料盒》《桃红》《贺文龙的文稿》《塔》等短篇小说载香港《大公报》，但具体日期不详[4](P363-366)[12](P524-527)，说明在编辑《师陀研究资料》《师陀全集》时，编者并未有条件查阅该报。1980年和1982年，人民出版社相继影印过长沙版《大公报》和天津版《大公报》，而香港版始终未得重印。在写作《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时，刘淑玲女士设法查得《大公报·文艺》： 芦焚在抗战时期的《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散文12篇，包括《夜哨》、《胡子》、《方其乐》、《归途》、《颜料盒》、《上海的难民》、《风波》、《战时一景》、《凤仙花》、《淑女》、《上海手札》两篇，以及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争斗》，反映北平“一·二八”时期青年人的思想和爱情。《争斗》在《文艺》上以连载的形式刊出，由于作者生病没能续完。[13](P128) 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最早提及《争斗》的文字了。“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反映‘一·二八’的三部曲中的一部，其中的一部《雪原》完稿并发表于1941～1942年的《学生月刊》上，所以这三部曲只完成了一部半。”[13](P128)此前，《雪原》“未完”已然是一种常识，刘淑玲却何以知悉“《雪原》完稿”?她不但轻信了那个“启事”中“作者现在病中”的托辞，笔下还出现像“‘一·二八’”、《雪原》“发表于1941～1942年”这样的“笔误”，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她其实并未翻阅《学生月刊》，“《雪原》完稿”只是从师陀自述“三部曲”“仅写成一部半”中推断出来的。尽管十多年前刘淑玲就读过《争斗》(不含《无题》两章)，但对于师陀史料而言，她始终是一个旁观者，她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得到师陀研究界的注意。 从师陀1979年首次谈及他的“三部曲”，前后历经30余年，现在它们终于要在刘增杰、解志熙编辑的《师陀全集补编》中聚合了，毫无疑问，这其中解先生的功劳最大。解文洋洋两万余言，除了“三部曲”的补遗之外，还论及了他发现的《渔家》《筏》《夜之谷》等师陀佚文，显示出他对师陀史料的长期关注。一直以来，研究界将师陀归为京派，近期仍有学者认为其创作“与京派的创作是不谋而合的”[14]。通过对上述佚文的考释，解志熙认为师陀并不属于京派，而是一个“准左翼作家”或“自由左翼作家”，表明了他对师陀在文学史上定位的独到见解。从某种程度来说，笔者比较偏爱解先生的这种去除学究味的“札记体”文字，但也许正是因为“札记”的随意性，使作者在文中作出了一些偏离史实的揣测和生发，又由于某些史料的缺乏，使解文对师陀“三部曲”的论述出现了错讹或不实之处，这着实令人遗憾。然而，瑕不掩瑜，解先生的这些发现以及他参与编辑的《师陀全集补编》的随后出版肯定有助于师陀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