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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壹生平补论(3)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山大学学报》2013年 赵逵夫 参加讨论

    三、关于赵壹的生年与卒年
    江文二认为“赵壹约生于汉桓帝元嘉三年(153),熹平元年上计时还很年轻,年约20岁”。我原来因《广舆记》一书成书时间迟,其材料来源尚不确定(17),因而对其所载长安世室宗连长妻以季女一点,考虑较少,而考虑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论断的因素太多,而认为其生于汉顺帝永建年间(126—132)前后,卒于汉灵帝中平年(189)前后。这个推断可能稍早了一点,但江文二的推断,似乎过迟。
    江文二对赵壹生年是从三个方面来论证的:
    一是“上计吏年龄”。《东汉会要》言东汉时“由儒科而进者,其选亦甚难。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18),举出一些名人当初曾为郡县吏的例子,其他文献中也确有些十七八岁甚至更小即为郡县小吏的例子,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明上计吏也一定都很年轻。江文二所举年纪轻轻而得任郡督邮、功曹之例,其实也都是特殊情形,所以史书中写下了其年龄。其中有的也同家世或“人脉”有关。崔瑗为东汉世家之子,为什么“年四十余,始为郡吏”(《后汉书·崔瑗传》)呢?其本传中明言“家贫”,故一般作为“初为郡吏”(如《后汉书·吴良传》),或说明职务作“初为郡督邮”(如《后汉书·苏祎传》叙苏谦),“初仕郡功曹”(如《后汉书·周章传》)。戴宏“年二十二,为郡督邮”(《后汉书·吴祐传》引《济北先贤传》),《后汉书·吴祐传》中已言,吴祐为胶东侯相,“时济北戴宏父为县丞,宏年十六,从在丞舍。祐每行园,常闻讽诵之音,奇而厚之,亦与为友”(19)。可以看出这当中的特殊性。史弼二十为郡功曹,而《史弼传》中也明言“父敞,顺帝时以佞辩至尚书、郡守”(20)。所以,江文二认为“郡吏自十七八岁始至二十余岁为恰当其时”,恐难一概而论。同时,郡吏也有不同层次。至于史书中言及少为郡县吏者,本来是一些小吏类似打杂,给主吏作一些抄写、跑腿的事,也算不了什么。
    江文二言:“对于上计吏年龄的判断完全可以比照郡吏年龄进行。”究竟是否确当,还难说,其所举三个例证就具有上面所说的特殊性。第一,应奉,“少为上计吏”,而《应奉传》中明言其“曾祖父顺,字华仲,和帝时为河南尹、将作大匠……生十子,皆有才学。中子叠,江夏太守。叠子彬,武陵太守。彬生奉”(21)。第二,度尚,文中言“为上计吏年龄约在三十以内”,又言“参前注”,但前注中未见有关说明。查本传亦未言及举上计时年龄,只是说“乃为宦者同郡侯览视田,得为郡上计吏”(22)。侯览桓帝初为中常侍,后赐爵关内侯,进封高乡侯,上蔽国君而下凌公卿,则让度尚为上计吏,只要打个招呼下面就会赶着办。第三,公孙瓒,其本传云:“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太守奇其才,以女妻之。后从涿郡卢植学于缑氏山中,略见书传。举上计吏。”(23)则不仅有家世的原因,还有岳丈的因素在内。而且后面两人举上计吏的年龄至少都在三十上下。
    二是“羊陟‘大奇之’之适应年龄”。江文二举了史书所言一些文士少通经书的例子,于所论问题关系不太大,可以不论。此外,举仕进功业一类例,也多属偶然或有家族背景。第一,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显名太学”,才有“拜会稽都尉。时年十九,迎官惊其壮”(24)的事。第二,袁绍,本为世胄,不用多说。第三,邓禹,在游学长安之时与未来的东汉开国君主刘秀相遇,“遂相亲附”(25)。及刘秀起兵安集河北,邓禹“杖策北渡,追及于邺”(26),其居于再高职位,也没有人敢说一句闲话。附带言及的前汉董贤是汉哀帝男宠,“常与上卧起”(《汉书·董贤传》),哀帝因之断袖的典故传于后世,其二十二岁为大司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算是特例。第四,孙策,策继其父孙坚而守东吴,此类事代代有之,仅数岁即立为帝的也不鲜见,难以为例。第五,诸葛亮,江文二言“赤壁之战时年仅二十八”。然而刘备之三顾茅庐,并非因为听到诸葛亮有多大学问,实因其为世家,富且豪,与四世三公之袁术及割荆襄的刘表相表里。上世纪四十年代林冠一先生即有文论之甚详(27);大体在一两个月前看到报上又有人写文章论此。刘备“三顾茅庐”背后的原因,实与小说家所说并不一致。
    另外,江文二还举出一些年轻而以学问才华被人“奇之”的例子。这恐怕是在位者欲举荐才俊都会有的表现。江文二言:“赵壹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丰采,亦非年轻、貌伟、才俊得全不足以如此动人。”我以为本传中那两句话应主要说其气质谈吐,与年龄无关。本传言其“美须豪眉望之甚伟。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28)。根据赵壹生平看,其“美须豪眉”应是说赵壹上计京师时的容颜特征,而不是言其退居乡里时的容貌特征,须不长何能美?年不长须何能长?似其上计京师时,年纪也不是很轻。
    三是“宗连长‘妻以季女之适应年龄’”。这一条确实是应该予以考虑的。但赵壹在被举为上计吏之前已有过不少社会经历,如本传所言:“而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乃作《解摈》。后屡抵罪,几至死,友人救得免。”(29)特别说到“后屡抵罪”,非止一次,也不像是一个二十来岁人的经历。又其《报皇甫规书》中言其“关节疢动,膝炙坏溃”(30),也同二十来岁青年的身体状况不相符。其《刺世疾邪赋》中“秦客”显然有自喻的意思。秦客之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31)这无论如何不像一个二十来岁人的口气。所以,我以为是赵壹因屡遭困顿而无妻室或妻室已亡,虽然《周礼·地官·媒氏》中言说:“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32),不过是正常婚嫁时间的下限,但赵壹过完婚年龄而娶宗连长之季女,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也有可能。
    故我以为江文二言“上计时很年轻,年约20岁”,“约在20上下”,从而定其生年在永建五年(130),又言其卒年应于汉献帝建安十七年(212)之后以求之,似过迟。
    平心而论,江波同志的两篇论文都是下了功夫的,虽然从文献运用的角度说,也有欠严谨处(如前一文并注提到《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的作者共六次,五次作“褚以登”,一次作“褚氏”;其书名,三次作《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一次作《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一次作《熊氏〈《后汉书》年表〉校补》,较为随意)。但全面检索有关材料,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也是很细致的。而且,这两文都是很认真的学术讨论,故作如上答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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