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地球村”犹如一个横空出世的舶来品，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这一形象而带着怀旧诗意的新词汇，在瞬间让“全球化”的理念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但我想，时至今日，绝大多数人可能还未曾听说过马歇尔·麦克卢汉，却由此知道了由于高科技和新媒介，地球上的时空距离被缩小了，整个地球已然状如茫茫宇宙中的一个小村落。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对“全球化”最早、最简洁也最形象的理解。的确，当牛仔裤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菲律宾人翻唱着无需记忆的美国怀旧经典歌曲，当难以言喻的“麦当劳化”已经麻醉了我们的神经，似乎都意味着“润物细无声”般的全球化的浸染。正如托马斯·弗里德曼所描述的“平的世界”、马丁·阿尔杜劳所揭示的“无国界世界”，我们猛然清醒地意识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无法逆转的滚滚洪流，不可遏制。其结果便是，地方性、原生的民族性被强力整合，一个蕴藉着统一文化价值体系的世界秩序正在建成。
    然而，正当我们对全球化及其所带来了文化同质化深信不疑，并为此喜忧参半的时候，著名印度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尔君·阿帕杜莱却在《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一书中，对前述观点提出了深刻的质问。阿帕杜莱认为，与其说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不如说它建基于想象之上，并日益呈现出流离与散裂的面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同质化只是幻觉，差异化一直存在。忽视这一点，便难以看到全球化的真实面貌。
    作为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者，阿帕杜莱的研究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取材之广，可谓信手拈来。从印度板球到统计学，从印度泰米尔纳德到美国硅谷，都纳入了他的研究视野。与大多数此类理论专著不同的是，阿帕杜莱的论述中带有一定自传色彩，这就让原本艰深的理论渗透出了些许的灵动，不仅让我们脱离了艰涩带来的阅读苦恼，而且，让我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变得有声有色，“深入简出”。可以说，阿帕杜莱以人类学对文化维度的强调为全球化争论带来一个重要转向。他首先指出，文化有着不同的存在维度。一是作为名词形式的文化。这种形式的文化若被视为精神实体，接近于亨廷顿所提出的“文化”的概念，即剔除了文化中的物质层面，关注被边缘化和被支配群体的世界观和能动性。而若将其视作物质实体，则充满了生物学主义味道。二是作为形容词形式的文化。这一形式将差异的概念引入，强调各种范畴之间的相似与不同，如阶级、性别、角色、团体以及民族。在阿帕杜莱看来，将文化当作实体是没有用的，应以形容词形式来讨论文化，指出文化是一种遍布人类话语的维度，它利用差异来营造界定群体身份的各种概念。
    基于对文化的这种认识，阿帕杜莱提出了全球文化流动的五个维度：种族景观、技术景观、媒体景观、金融景观、意识形态景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后民族秩序的“想象的世界”。人口的加速流动、科技的跨界分享、资本的全球转移，三者互相牵连又彼此脱节，而媒体与意识形态景观催化，加速了这种断裂。实际上，当今世界，早已打破了地域与族群的界限，“来自香港的华人在温哥华买下房地产，来自乌干达的古吉拉特商人在新泽西经营汽车旅馆或是在纽约经营报纸摊，还有芝加哥和费城的锡克族当出租车司机，这些例子都证明了在这个新世界里，流离已经成为事物的秩序……”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也在悄然制造断裂，相对传统大众媒体（报纸、书籍），电子媒体（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提供崭新的资源和规则来帮助大众建构想象中的自我与世界。电子媒介改变了信息渠道的物理时空限制，使得跨地域、国家和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电子媒体创造出了“流离的公共领域”，即在民族国家塑造的地方性、民族性存在和全球化文化价值之间制造断裂，地方性、民族性被作为全球化当中不计其数的、具有独特风貌和商业价值的原子化文化标本，而民族国家价值观念与这二者却是相悖的。
    这种相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冲突，还从根本上确立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疏离和紧张关系。阿帕杜莱指出，在全球化政治文化中，国家与民族互为死敌，分离主义与多数主义誓不两立；二者都试图在有形或无形的战争中吃掉对方。生于印度的阿帕杜莱，曾耳闻目睹自己的故土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混乱状况，他以“印度板球”的历史呈现了这一历程。印度著名的板球作为一种精英运动引入了印度，英国殖民者把“偏好板球作为对东方人民进行道德规训的手段”。板球之所以成为民族注意力和民族主义激情的理想聚焦点，是因为它为印度社会包罗万象的各种群体提供了尝试“现代性手段”的体验。对组成这一国家的群体而言，板球让人感觉好像能够控制民族主义情感。板球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可以从中分享“印度”带来的兴奋与激情，而不必揭开它的累累伤痕。因此，全球化绝不是简单的平坦化或同质化，它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交叉重叠而同时有断裂脱节的复杂秩序。
    在全球化研究中，相对于其他学者对与秩序和系统的强调，阿帕杜莱更加关注其混沌与无序的一面，不可想当然地认为一个“世界文化体系”已经建立，并无视具体情境去假定某种普适逻辑的存在。他指出，全球化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光明一面。诚然，我们看到了国际舆论的压力、跨国联盟的成长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壮大，但与此同时，暴乱、内战、难民潮以及国家主导或默认的屠杀从未消停。正如阿帕杜莱指出的，“一个人的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政治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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