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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当前的文学批评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努力发挥批评的社会导向功能，在鲜活真实的文学审视中践行批评家的专业立场和批判精神。 不久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主办的“文学陕军再出发”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京陕两地的知名作家、评论家共同探讨陕西文学应如何取得新的突破和发展。与会者认为，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需要相依相携，文学“陕军”若要取得突破和发展，文学批评必须跟进。 作为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立足对文学的阐释、评价，可以说是文学活动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激励性因素，对作家艺术潜力的确认、创作道路的总结、发展方向的调整等能够起到一定的规范与指导作用。文学批评不仅对文学活动中的另外两个环节——创作、阅读起着不可低估的促进和引领作用，而且通过对文学作品思想意义的揭示和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理论背景的分析，对时代审美潮流、精神追求、价值取向等起着导航的作用，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作家对文学品质的追求。在陕西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批评就曾在与创作的互动中，传导信息、激活思想，推动陕西文学走向全国。 从柳青开始，经由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作家的创作，陕西文学渐被全国文坛关注。陈忠实、京夫、李凤杰、李天芳、晓雷等也在1965年前后开始发表作品。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呈现出大的跨越，在1978年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贾平凹的《满月儿》、莫伸的《窗口》榜上有名，陕西文坛由此愈加受到全国注目。纵观陕西文学的崛起，我们发现，文学创作的丰收，与彼时陕西文学强大的批评队伍和良好的批评氛围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陕西文学的辉煌是创作和评论共同缔造的。 例如，作为第一代陕西文学批评代表，胡采对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第一代作家曾有深入点评，并提出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观点。陕西第二代作家群的崛起与胡采也有着莫大的联系。1981年元月，由胡采作序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即《延河》1981年第1期）问世，推出了莫伸、路遥、王晓新、邹志安、陈忠实、王蓬、贾平凹、李天芳、京夫（按作品顺序）九位青年作家的作品，当时在全国众多刊物中尚属首次，影响颇大。贾平凹曾言及胡采对自己的影响和指导：“我刚开始搞文学创作时，还没有进入文坛，胡采对我的作品就比较关注，并认定这个青年作者还有一些潜力。他对我的关注和爱护，我至今想来仍很感动。我在文学上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不乏胡采的‘点化’之功。对于他当时的一些建议和批评，我至今也还要吸取。”这是创作与批评良性发展的真实体现。作为第二代陕西批评家代表的王愚，是当时陕西乃至中国文学评论界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充满锐气的评论切中肯綮，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都曾受益于他的帮助。 20世纪80年代，“笔耕文学评论组”成立，是全国成立最早的文学批评家团体。该团体汇集了当时陕西一批卓有建树的中青年文艺评论家，如王愚、肖云儒、李星、畅广元、刘建军、刘建勋等。他们以自觉的文化责任感和担当意识大胆创新，先后为30多位中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被媒体誉为“集体的别林斯基”。当年曾被“笔耕组”评论过的作家，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邹志安等，后来都成为陕西文坛的中流砥柱。 进入新世纪以来，有着学院教育背景的第三代批评者以较深的学理深度，以及新的观念和方法，体现出一种反思立场和问题意识，为陕西文学批评注入新鲜血液。20世纪末的“博士直谏文坛”，批评家更以先锋、尖锐、犀利的话语姿态活跃于文学评论界，激活了陕西文坛的学术气氛，引发了一系列争鸣并波及全国。 然而，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肃的文学批评传统受到很大影响，曾经辉煌的文学批评陷入了“集体失语”的困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这十多年来，以学院派为主体的批评力量渐趋式微，批评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批评的世俗功利化使得批评与创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真正具有“问题意识”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少。管窥所及，重建文学批评的公信力，不仅是陕西文学批评，也是当下整个国内文学批评面临的严峻问题。但文学批评的危机，也是文学批评重新整合并再次崛起的机遇。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很值得文学批评工作者深思。让文学回归道义，治标必先治本。文学批评始终都应是关于“文学”的批评。中国现当代文学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场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出为了民族复兴积极创造的精神。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与现实，当前的文学批评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是，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努力发挥批评的社会导向功能，在鲜活真实的文学审视中践行批评家的专业立场和批判精神，敢言、直言、真言，从而实现批评的价值、重建批评的尊严。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