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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平:从市场的变迁看艺术的命运和使命(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 newdu 参加讨论

    然而,竞争的弊端也会暴露出来。过去,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人们的理想是物资极大地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那么,当需要已经满足,不愁吃、不愁穿之时,又怎么办?这时,出现了又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已经满足了?
    需要是可以被制造的。生产制造需要,要通过生产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以及相关的消费观念,要通过新产品的生产制造时尚并刺激人们的需求,要通过消费的发展使人们处在一个永不满足的物质追逐之中。这样,经济就发展和繁荣了。
    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之中,艺术在哪里?艺术家在哪里?他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如果要谈论“艺术终结”,就必须把这些问题鲜明地提出来。
    首先,产品被美化。搞搞设计,使产品的外观、包装都变得漂亮些。也许,那是艺术家的学生们做的事,“真正的”艺术家不愿去做。也许,设计曾经并仍然向艺术学习。但是,设计改变世界,当人们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从生活在自然环境中变成生活在人造的环境中时,生活在一种设计出来的世界之中,就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他们的宿命。
    产品竞争的规律,从品质和服务延伸到了审美领域。当产品的生产都已成熟,不再存在着明显的质量问题时,外观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买笔记本电脑,买汽车,买冰箱电视,都要考虑是否好看。美学决定了竞争力。
    有人说,审美因素造成了财产观念的弱化。这是不对的。这其实是强化,只是表现形式转化了。财产没有消失,穿着简约有品位的明星比穿金戴银、打扮得珠光宝气的乡下土财主的女儿要更加好看,也更能显示出有钱的样子。
    这时,出现了这样的悖论:美学主张审美无功利,商品的美恰恰成了财富的象征。对于艺术家来说,搞设计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重要的还是创作出艺术品。但是,当如果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物品都已经美化、艺术化了之时,那为什么还需要艺术品?艺术家们教出的学生们,学到了一些造型的规律;于是,在商品设计时,他们就“按照美的规律”去制造,让艺术家们自己无事可做了。“劳动创造了美”,但既然美已经通过生产劳动创造出来,为什么还要艺术家把它们再创造一次呢?
    其次,艺术被产业化。艺术本来是个人创作,如果说天才与灵感还没被后来的美学家们强调到那么高的程度的话,最起码,艺术家与接受者有着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关系。妈妈做的饭是个性化的,因此我们就喜欢。街区饭馆的饭,仍有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在,致力于在产品反馈中不断改进,也致力于一种宾至如归的服务。但是,现代连锁店所能提供的,就只是标准化的服务了。这种标准化的服务,是创意的结果:创造出来,经过试验被认为可普遍接受后,就大量复制推广。现代创意产业也与此相类似,艺术家被放到了一个巨大的生产过程中,其中也需要创意,但创意要通过制作、复制、宣传广告、品牌效应等复杂的过程才能实现。
    以上两种情况,前一种是工业艺术化,后一种是艺术工业化。这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现实。也许,正是无所不在的美,迫使艺术放弃美。一个处处皆美的世界,是像迪斯尼乐园一样的幻境,也许我们也需要,但这不是人的家园。这是先锋艺术与美脱离的根源。许多学者都提出这样的话题,沃尔夫冈·韦尔施提出,在处处都美时,艺术要使人震惊。但是,如果艺术只是要给人以震惊的话,是不是会给各种各样的胡闹开辟方便之门,使艺术界变成疯人院?一些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提出救赎的概念,认为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弊端,艺术能够起救赎的作用。
    救赎说与前面所提出的补偿说有类似之处。补偿是指社会营养不良,要补充营养,经济发展了,精神有缺失,在艺术中提供补偿。救赎则是指社会有了疾病,艺术是救世的药方。在性质上,两者当然是有区别的。用以补偿的营养品,是美好的,艺术与美结合在一起。用以救世的药品,不一定美,甚至与美无关,正像良药苦口一样,于是,提供的是震惊、恐怖、恶心,其中不具有刺激性的也不过是无色无味而已。这种区别如果被放大的话,那就成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分。现代主义仍然追求美,是一种补偿;后现代主义放弃了美,就成了救赎。
    无论是补偿还是救赎,都不是生活的常态;正像无论是营养品还是药品,都不是生活必需品一样。所有这些立论,都是以艺术与生活的二分、以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为基础的。怎样才能回到艺术与生活的合一?怎样才能真正走向物质与精神相连续的一元论?这都是问题,也同时是解决问题的思路。
    从这里,我想再次回到一个我曾经多次举过的例子。毕达哥拉斯说过,参加奥运会的有三种人,第一种是运动员,第二种是观众,第三种人是来做生意的。在这三种人中,谁最高贵呢?他给了一个奇怪的回答:观众。这一回答代表了欧洲传统哲学的一个大传统,即对世界和人生的旁观者态度。由于旁观,于是产生主客二分、劳心劳力二分、物质精神二分。这种态度需要“终结”,只有“终结”,我们才能走出“二元”而回归“一元”。
    那么,什么叫做“一元”呢?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回到活动而不是静观的立场,回到一种人与人的直接关系之上,回到对参与者的最高的尊重之上。参加奥运会的三种人中,最高贵的应该是运动员,不是观看的贵族,不是来挣钱或提供赞助的生意人。同样,在艺术活动中,回到艺术家的主体地位之上。
    让我们再次回到文章开头的例子:车站附近的饭店与城市老街区里的老字号饭店的区别。前者依靠品牌的力量,有了改进。但是,我们还是喜欢老字号饭店中的那种个人与个人的关系。
    回到人与人直接的关系,是回到一种诗意的过去。古代文人会相互赠诗、赠书画,把自己觉得很得意的作品送给朋友。一位手艺人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用它来挣钱谋生却又不仅仅是谋生。这样的关系,这样的生活和艺术的态度,对于现代社会还有没有价值?能否作为一种因素留在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之中?它们的价值何在?问题很多,也很有意义,我们需要继续思考下去。我们也可以从自己的实践做起,这才是更重要的。从现在做起: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艺术!
    【参考文献】
    [1]李泽厚.序[A].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Arthur C. Danto. 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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