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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结”观视野下的艺术使命问题 在20世纪接近结束的那几年，也许受基督教与千禧年有关信仰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终结”的说法。民间有，学术圈也有，其中有些还很有名。“终结”的话语成为学术语言，出现在不同的学科之中，激起了阵阵波澜。 怎么看待这些“终结”说？如果你到国外旅行，常会在一些车站和繁华商业区看到有一两个人，身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宣布世界末日就要到了，有的说是明天到，有的说是明年到。对此，我们早已习惯了，视而不见。是不是这种“终结”话语的发明者，与这些街上挂牌子的人，属于同一种性质？谈论未来，一定要与当下有关。如果没有关系，那就像街上挂这种牌子的人，随他们去吧，他们有表达言论和信仰的自由，我们也有不理会他们的自由。然而，如果这种观点富有哲学的深度，揭示了当代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那就需要我们认真对待了。 “艺术终结”的说法，是由阿瑟·丹托在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我的一位学生张冰博士总结道，艺术在当代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艺术品被接受，不再依靠其提供的美感，而是依靠对它进行哲学的阐释；艺术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将被其他更高的精神形式所取代；艺术在表现手段上的进步可能性被耗尽，不再能提供具有实际意义的创新；艺术所依赖的宏大叙事不再具有吸引力，从而导致叙事的终结。 这一切的原因，使得黑格尔的预言，即绝对精神的最高表现形式将从艺术转向宗教和哲学，得到了实现。黑格尔将世界的历史描绘成一个进步的过程。这种进步是由于理念的进步。理念经历了自然界、生物界、人类社会，来到了精神界。绝对精神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过程，从艺术到宗教到哲学。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宗教是理念的超越，而从感性再回到理念自身之时，在绝对精神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就成了哲学。 说到“终结”，大家熟悉的是弗朗西斯·福山，他讲“历史终结”。福山在丹托发文的三年后，发表了他著名的关于“历史终结”的文章。这种“终结”说，同样来源于黑格尔。但是，丹托与福山对“终结”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具体说来，这是两条不同的线索。从黑格尔经科耶夫到福山是一条线索，从黑格尔经马克思到丹托是另一条线索。 福山从一位法国的俄裔哲学家亚历山大·科耶夫那里得到启发，从自由民主体制的精神以及唯心主义的立场来继承黑格尔主义。科耶夫从黑格尔的词句中捕捉了这样一个观点：历史终结于1806年。他说这一年拿破仑在耶拿-奥尔斯塔特会战中大败俄奥联军，这标志着法国革命的理想得到了实现。一位读着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长大的俄国人，竟然有这样的思想，倒是够叛逆的。他忘记老托尔斯泰曾那么深刻地揭示了天空的伟大和个人的渺小。 福山继承了这种思想，接受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他向“左”开一炮，说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对历史的推动作用是不对的；再向“右”开一炮，认为《华尔街杂志》派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也不对。于是，历史被归结为一种神秘的精神的力量。 阿瑟·丹托说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马克思设想：“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P85)一个人可以从事多种多样的工作，而不是让人局限为某一个方面的专家。社会分工被打破，造成了社会的阶级分化，这是未来的共产主义，这代表历史的终结。 根据这一思路，丹托把艺术的终结说成是这样一种情况：“正如马克思也许会说的那样，你可能早晨是一位抽象主义者，下午是一位照相现实主义者，晚上成了极简的极简主义者。或者你可做剪纸人，或者做任何你喜欢透顶的事。多元主义的时代来临了。你无论做什么都已无关紧要，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如此。当一个方向与另一个方向一样行得通时，方向的概念就不再适用。”[3](P108) 这是否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其实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把艺术的未来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将它归结为人的活动方式而不是离开人的活动的某种抽象的观念，回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这三点证明丹托所继承的的确是马克思线索的黑格尔式“终结”观，与科耶夫和福山有着根本的区别。 “艺术终结”观，也许并非是在宣布艺术的死刑。其实，即使宣布了，也无法执行。艺术在黑格尔之后蓬勃发展着。我们所熟悉的大量19世纪、20世纪的艺术精品，都是在黑格尔身后出现的。因此，在黑格尔宣布“艺术终结”以后，艺术恰恰迎来了辉煌的时代。马克思说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艺术的某些部门相敌对。这也不意味着艺术就此终结。这种“敌对”会造就特别的艺术需要。在一个生活中没有诗的时代，诗的生产也有可能由于需要而特别兴盛。在一个领域匮乏的，在另一个领域会出现进行补偿的需要。 在说出“艺术终结”之后，丹托多次重提这种说法，并作出种种修正。他说，“终结”不是“死亡”。艺术终结后还会有艺术，正像历史终结后还会有人类社会一样。在这一点上，丹托与福山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一个观点，终结的是“进步”。如果明天与今天一样，后天与明天也一样，或者说，有变化但无发展，历史就终结了，艺术史也就终结了。 我们常常会对艺术的进步感到困惑。真的有某种东西叫做艺术的进步吗？ 制作性的艺术品可以在技术的进步意义上讲艺术的进步，能工巧匠的技能和诀窍代代相传，代代有所发展，从而造出精品。从故宫的珍藏到工艺美术展览中看到的工艺精品，我们都能感受到，精湛的传统的工艺能成为一个民族的骄傲，被誉为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绝非一人之功，也非一代人之功，是经历了许多代人才逐渐发展起来的。 造型艺术可以在对现实模仿的意义上讲进步。对形的征服，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绘画雕塑要造得像，已经有很多人研究过。这是技能问题。要把握形，又不仅仅是技能问题，要克服许多的观念障碍。例如，当我们说所造的是神像，必须按照某种程式来作时，就阻止了形的改进。一些实用的目的也限制了人们对形似的要求。例如，正如恩斯特·贡布里希所分析的，神像、象棋的棋子、姜饼人、儿童画，以至于一些社会公共场所的符号，都受着其目的的制约，不必过于追求形似。 造型艺术所追求的“视觉的征服”，还有一层重要的含义：造得像不等于照样制作。眼睛看到什么就画什么，那还不简单？艺术史家们告诉我们，这不简单。这里面有视觉的设计，有贡布里希所说的“匹配”，即对仿造物与被仿对象进行对照并对制作流程作出改进的过程，还有对视觉的时代和文化因素的适应，等等。 但是，这一切都有完成或接近完成之时。当这一切被完成或接近完成之时，艺术又会如何进步？没有进步的艺术会走向何方？这时，艺术终结的问题，就再一次被严肃地提了出来。艺术终结，不是指艺术死亡，而是艺术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水平，失去了再往前改进的方向。艺术下一步怎么办？艺术的前景如何？ 所谓艺术的前景，实际上是艺术寻找定位。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个问题：现代艺术观念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与市场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的。工作时没有自由，艺术中有自由。在机器对人压迫、使分工越来越细、使生命机械化之外，艺术提供了人的天才和灵感发挥、人的知解力与想象力协调发展、人的超功利的高雅趣味得以发挥的场所。这对社会也构成了一种补充。 然而，当社会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之后，消费社会所推动的美化商品以赢得竞争的观念，对艺术提出了新的挑战。人人都说要重视消费，说我们进入到了“消费社会”。其实，有生产就有消费，消费是一个古老的现象。但在过去，都是生产促进消费，生产什么就消费什么。生产过剩了怎么办，是不是就是社会财富充分涌流了？可以按需分配了？好像又不是。过剩所带来的只是危机。今天，政治家与经济学家们都在说，要想经济走出危机，就需要民众有消费信心。人民敢花钱，经济就能发展。 由于生产过剩，就有强烈的竞争。竞争会造成什么？从我们的生活经验，可以说：竞争好啊！价格会下降，生产效率会提高，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都会好得多。我们这一代人在生活中吃够了计划经济的苦：产品质量差，服务态度不好，商店里货架空空；去买东西，一问三不知，一问三没有，再加上一问三不理，东西没有买到，带着一肚子气回来了。现在好了，实行市场经济，产品的质量、服务态度全面改善，货架充盈，要什么有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