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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一点很重要呢？因为在革命文学成为主流之后，精英文化是处于被排斥的地位的。作为一个自觉追随革命的作家，他无条件地接受了革命文学的主张，尽管他喜爱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的“雅”，但他以革命文学的主张来决断时，就毅然地对自己的审美情趣进行了自我批判，把这种精英文化的影响看成是该舍弃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他首先是从自我批判开始来明确思想立场的，他说：“我们小资产阶级者，常常容易为异国情调所迷误，看不起土香土色的东西。”认为自己“是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的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周立波的思想认识不能不说是真诚的，事实上革命文学的主张确实是将精英文化作为对立面对待的，这样一种蔑视和否定精英文化的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就埋下了种子，而到了革命文学阶段，否定精英文化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刘再复在反思新文学运动时就指出了这一点。刘再复认为，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在这里有一个重大的概念错位，就是没有分清贵族特权与贵族文学、贵族精神的界限，在刘再复看来：“贵族特权可以打倒，但贵族文学、贵族文化、贵族精神不可打倒。正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打倒了国王与贵族阶层、贵族特权，但法国至今仍维护贵族文化与贵族文学，也从不有过对贵族精神的大批判。理由其实简单，因为法国以至欧洲最优秀的文学都是贵族文学。没有贵族创造的文学与文化，欧洲文化还剩下什么？至于贵族精神，更是以贵族为主体创造的、由历史积淀而成的具有特殊内涵的精神，这一精神的主要特征是尼采所概括的‘自尊’精神，还有相应的低调、遵守游戏规则、淡泊名利等精神，这更不可以随意推倒。”我们为什么会将贵族特权与贵族精神混为一谈呢，因为我们总是将贵族精神与平民精神看成是对抗性的。但正如刘再复所指出的：“其实，贵族精神的对立项是奴才文学和痞子文学。平民可以蕴含贵族精神，正如《红楼梦》的丫环晴雯、鸳鸯这些最‘平民’的小女子，‘其为质则金玉不足喻其贵’，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而贾赦、贾蓉等贵族老爷则身为权贵而高贵精神丧失殆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周作人后来便反省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味推崇平民文学的偏激，认为平民文学也需要贵族文学的洗礼方能成其优秀文学，并认为平民文学的“求生”精神(生存层面的精神)和贵族文学“求胜”精神(超越生存层面的存在精神)并非势不两立。然而，整个思想文化界缺乏这种反省，对贵族精神彻底否定的思想情绪在大革命的急风暴雨的形势下得到了极力的推崇并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成为了社会主流，甚至延续至今。 这种对贵族精神和贵族文学的否定也就是我所说的对精英文化的否定。这种倾向在乡土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处在当时革命语境中的周立波在思想上自觉批判自己身上的精英文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但是，我猜想，也许在周立波的内心深处还是有着犹疑和困惑的。至少，深厚的精英文化积淀是难以用理性的方式彻底从他的文化品性中剔除干净的。于是我们就在周立波的创作之中，看到了精英文化不期然地流露和呈现。这就构成了周立波创作的重要特点：从表层看，作品具有明确的思想意图和政治倾向性，而在艺术风格和审美倾向上要透露出作者的精英情趣。于是，他的思想意图和艺术风格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关系，甚至，艺术风格会带来思想意图某种程度上的修正和调整。周立波创作上的这种紧张关系在当时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出版之后，黄秋耘就撰文指出：“比之《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艺术上无疑是更为成熟和完整的，但缺少前者那样突出的时代气息，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这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当然，也正如黄秋耘所说的，在那个时代，周立波的创作特点只会被看成是一种“美中不足”，他的文学价值不会受到重视和充分肯定。 周立波的乡土文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影响了湖南的一批作家，所以有评论家总结其特点，将周立波的乡土文学称之为“茶子花派”。从人们对“茶子花派”的概括中就可以看出，“茶子花”离不开精英文化的滋养与浇灌。如艾斐认为，周立波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创作孕育了“茶子花派”，它的特点“就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创作方法；在吸收古典文学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密的长处的基础上，着意突出文学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描写细腻，形象鲜明，文风质朴，语言生动，富于生活气息和生适情趣，具有淳深浓郁的湖南乡土味，通篇飘荡着茶子花的清冽与温馨。与此同时，又极其自然和谐地做到了融民俗风情于乡土味、融时代精神于乡土味，融历史意识于乡土味，融现实变革于乡土味，融传统美德于乡土味，融革命理想于乡土味，把生活事件与乡土情愫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以之凝铸成生动的情节和鲜明的形象，渲印着时代的画面和社会的寓意。”艾斐指出了周立波的“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是建立“在吸收古典文学简练生动和外国文学细致严密的长处的基础上”，我以为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点，这其实就是对精英文化的吸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周立波的浓郁的精英意识和诗意精神，周立波的所有写作都是在这个文化营养液中培植起来的。 精英文化造就了周立波乡土文学的诗意美、抒情性和宽宏隽永的善意，使得20世纪50年代以来被改造为“农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文学没有因为过度的意识形态化而完全丧失乡土文学的田园蕴味，没有因为过于直接的政治功利性而失去乡土文学咏叹人性和人情的艺术魅力，也没有因为过分地追求通俗而让乡土文学蜕变为民间文学，保持了乡土文学应有的典雅性。但是也需要承认，周立波摆脱不了那个时代的局限，特别是由于他在主观上清算精英文化对自己的影响，也就决定了精英文化只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用于他的创作，从而使得他在乡土文学上的独特贡献大打折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