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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人：张 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 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刘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 方 宁（《文艺研究》杂志社社长、编审） 贾平凹（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一级作家） 阅读提示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讲，文学起源于民众。文学不是几个“天才”饱食无忧之后的臆造。文学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民众。内容和媒介自不必说，就是最具“独立性”的“形式”也不例外 ●“为民而作”不是一种姿态或策略，它关系到写作的情感与立场问题。谁的底层？何种立场？如果禁不起这种追问，所谓的“底层写作”只能是他者想象的底层，是用“底层”装扮起来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底层”而已 ●被热捧的“帝王剧”“宫廷戏”，以及泛滥成灾的“才子佳人演义”，呈现出一派孱弱扭曲的文化病象。它们生产的是虚假苍白的主体，而历史真正的主体——人民大众，仅仅成了“围观”与“喝彩”的道具，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刻反省吗 ●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这样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地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学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张江：当下语境中，谈论文学与民众的关系，显然不是一个时尚的话题。现在流行的是，文学大抵是“私货”，一个人的喃喃呓语、几个人的窃窃私语被视为“阳春白雪”，而更广泛的民众的生活、普遍的情感被视为“下里巴人”。成名的以精英自居，俯视民众；未成名的向隅而泣，远离民众。似乎很少有人会问问自己“我是谁”。 还是要问问“我是谁” 高建平：现在的确有一些所谓的“名家大腕”忘记了“我是谁”，或者说从来就没有弄清“我到底是谁”。文学史上记载的都是巨匠、大师，这会给人错觉，以为文学的历史都是精英的历史，与民众无关。在粉丝文化盛行的今天，一些作家在网上大红大紫，被众多少男少女疯狂追捧，年纪轻轻已不记得“我是谁”。 必须承认，在文学的演进发展中，文化精英、专业作家的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们，不会有文学的历史。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学就是由专业作家独自创造的。古往今来，专业作家、文学大师的艺术创造，都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基础之上的。再优秀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说到底，也都是大众创造的提升者、改造者、加工者。 在文学起源的问题上，现存多种说法，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等，哪种说法更科学、更合理，尽可以讨论。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即从主体的角度讲，文学起源于民众，是普通民众的游戏、巫术、劳动孕育了文学。文学不是几个“天才”饱食无忧之后的臆造。文学的发展同样依靠大众。文学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民众。内容和媒介自不必说，就是最具“独立性”的“形式”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文学曾经以诗文为主，小说的出现并取代诗文而成主流，被视为文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小说是从哪里来的？按照班固的说法，“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这就证明，小说的出现，是稗官采集普通民众“街谈巷语”、民间杂谈加工而成的。古代如此，当代也如此。现在有“短信文学”的说法，如果它也是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那么它同样来源于大众的创造。手机的普及，短信的喷涌，催生了短信文学。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文学的样子，它还会产生哪些新的体裁和形式，但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它一定附着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的轨迹，在人民大众的创造中实现自身的更新和发展。 我想起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自己看作“讲故事的人”，他认为，早年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听到的故事孕育了自己最初的文学才华，而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正是幼时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这正是一个优秀作家对“我是谁”最清醒的认知。 文学当“为民”而作 张江：文学为谁而作，如何去作，关系到作家的良知和责任，决定着作品的接受和传播。为民而作，和之者众；为己而作，和之者寡。流连于个人喜好，放弃为民职责，其言其辞，不过自娱自乐而已，遑称文学。 刘跃进：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提出，文章当“系于意，不系于文”。他阐释说，所谓“系于意”，要义之一就是“不为文而作”。文章本为文，但却不为文而作，道理在哪里？为文而作者，“技”“艺”当头，着力用心在各种手法，将作品装扮成“美文”，用技巧博取名声，炫耀自己。文学创作需要技艺淬炼，但技艺不是唯一要素。白居易倡导新乐府创作，就是要尽到一个谏官“补察得失之端”的职责，通过文学去反映人民的生活疾苦和精神诉求。现在看来，这种主张把文学的作用简单化，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与人民大众、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今天看来依然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纵观历史，很多作家之所以获得后人的尊崇与爱戴，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都关注现实生活，体察民生疾苦。他们不是为文而作，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推动社会进步。文学史也证明，只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在社会思想的表达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为民众所接受，对当时的社会产生真正影响。仅仅“为文而作”，止于对文学形式本身的琐碎玩味，止于追寻所谓抽象的艺术之美，只能离民众越来越远。如北宋初年的馆阁文学一样，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用典繁复，“独恨无人作郑笺”，最终只能被历史淘汰。 “为民”而作还有一个情感立场问题。有些作家，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众生，不关痛痒地谈论民间疾苦，甚至将这种疾苦当作猎奇的对象招徕看客。在他们眼中，劳苦大众不过是蒙昧、愚蠢和不开化的表征，所谓的“为民而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数年前，“底层写作”曾作为一种新的创作观念在文坛引领风骚，造成很大影响。最终却未能行远，其中屡遭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底层写作与底层民众的情感隔离问题。谁的底层？何种立场？如果禁不起这种追问，它只能是“他者”想象的“底层”，是用“底层”装扮起来的写作，不过是“写作底层”而已。只有放下姿态，把自己从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变成与大众水乳交融的情感共同体，真正在思想上、情感上融入大众，去努力实践“为民而作”，他的笔下才会流淌出带着普通大众情感温度的浓情和诗意。 今天，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是，文学书写人民的历史、表达人民的心声，触摸时代的脉搏、传递美好的信念，凝聚民族的力量、展示文化的方向，这些基本准则不会过时，需要我们传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