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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的校订 任中敏先生对“资料”本标点符号的校订(改订、增加)多达数十处,校改的标点符号多种,说明他对使用标点符号表情达意、规范文字表述的要求之精密。以下仅举两处: 1.“资料”本第23页16行、“文集”本第101页第15行后面一段引用魏伯子的文字,加了冒号和引号: 魏伯子论南北曲性质之异,略谓:“南曲如抽丝,北曲如轮枪;……南曲如珠落玉盘,北曲如金戈铁马。 ” 2.“资料”本第18页第8—9行、“文集”本第97页倒数第1—2行,对“风、比、兴、雅、颂、三百篇等”加双引号和书名号:诗中六义,词与其“风”与“比、兴”者多,而曲得其“赋”与“雅、颂”者多。《三百篇》之所以为吾国韵文之极轨者,…… 任中敏先生的及门弟子王小盾先生在《任中敏文集序》中,一再强调任先生治学“重视实证、富于批判精神的个性”,这种批判精神使他“总是能够敏锐地认识对象的本质,找到最具前途的学术课题”。20世纪30年代初任先生以散曲为主,整理出版了大量词曲研究资料(《散曲丛刊》《新曲苑》),“通义”便是在此基础上将词、曲结合研究的里程碑式的理论著作,是任先生第一个学术高峰的代表作。20世纪50年代后,任先生从敦煌曲(歌辞)入手,开始了对唐代广泛流行于民间的音乐文艺的系统研究,先后编著出版《敦煌曲初探》(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敦煌曲校录》(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唐戏弄》(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年版)等,对唐代的曲子、诗歌、戏剧,进而对“词”产生、“词”与“曲”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突破。其中,如王小盾先生所说,“面对词学研究中的正变尊卑观念和因之固定下来的‘诗变而为词’的成见,他提出‘唐代无词’的主张和‘曲—词—曲’的文体演进线索”(《任中敏文集序》)。 任先生对“资料”本“通义”的批注、校订,也体现了他“重视实证、富于批判精神的个性”。他不反对我们将他五十年前的旧作校点再印,提供学界参考,而是做了详细的批注,一方面指出该书有一些观点仍可以成立,重点则是指出某些观点“不对”,或是已修改的“旧说”。在批评“通义”对“词”、“曲”性质之差异的论述时,更明确提出:“唐时无词曲之分,敦煌曲可以为证。本书立论,乃未接触敦煌曲以前的见识,不尽正确。” 《任中敏文集》每集前附王小盾先生的《任中敏文集序》,是至今对任先生的学术进程、成就、方法,特别是其学术精神和个性最精辟的论述,可以作为对任先生著作的导读。但其中对任先生学术思想转变的介绍,稍嫌简略,没有落实到具体著作中。时下有些依傍权威,懒于思考,而又急于出“成果”的研究者,将所依傍的学者本人已经否定的观点,仍拿来作“权威”结论,甚至辗转抄袭,当作学界的“共识”,令人不齿。笔者觉得,这也是张扬任先生对其旧作“通义”批注的意义。“文集”本《散曲研究》的编校者金溪先生在校点“通义”时依据文献实证,出校记十余处,指出原著的讹误疏漏,任先生如果在世,相信他会给予肯定。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