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左思“征实”创作观念与“折之以王道”的邺都描写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言：“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写志”是赋体的特征，就“体物”与“写志”的关系而言，从宋玉到左思，赋体创作与批评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变。一是从宋玉至西汉末期扬雄，赋体的“体物”主要表现为“铺采摛文”，即运用华丽的语词对所刻画的对象进行铺陈描写，其目的是通过这种方法进行讽谏，即“写志”，但赋体创作往往产生如扬雄所说的“劝百讽一”的效果。第二次主要改变是在东汉前期，以班固《两都赋》及《两都赋序》为代表。班固的《两都赋序》提出了赋体创作应以颂美为主，从而使赋体创作走出了前此“劝百讽一”的“体物”与“写志”之间的矛盾与困境，但如何处理好“体物”与“写志”之间的关系，班固并未作进一步思考。左思的《三都赋》及序以及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前人赋体理论与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在理论上对赋体“体物”与“写志”如何完美结合进行了阐述，并在创作中加以实践，这是第三次大的改变。就左思而言，他的核心贡献就是赋体“征实”创作观念的提出与实践。 左思在他的《三都赋序》中首先表达了对赋体“体物写志”功能的看法。很明显，左思对赋体“体物”与“写志”两者关系的看法，受到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观点的影响，即赋体“体物”描写要“丽”，但要以“则”为指归，也即“体物”要为“写志”服务。他认为，如果“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辞则“丽”矣，与“义”则有害，所谓“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在此基础上，左思提出了征实的创作理念，即对赋中所描写的山川城邑、鸟兽草木、风谣歌舞、耆旧人物，要稽之地图、验之方志、各附其俗、莫非其旧。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了左思征实观念描写层面的所指，而忽视了左思对征实表现手法的深层所指，即左思自己在序中的进一步阐述。文曰：“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如果描写有悖于事实，则不会取信于人，更深层的是影响到人们对其所美之物、所赞之事的怀疑。左思引用《虞书》、《周易》之言也有这两层含义：其一，禹作九州，从地理角度言强调诸侯所居方位所处位置的重要性；其二，深层是指“任土作贡”，是让各地以道里均等担负起诸侯国的赋税与责任，从政治角度言则是明君臣之义。左思最后引经据典，也是将地理方位与政治伦理联系起来考虑的。 左思以上两方面的征实含义，在皇甫谧的《三都赋序》④也有明确的表达。皇甫谧之序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他肯定赋为“美丽之文”，不过皇甫谧又认为“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将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也”，这与扬雄强调并为左思所接受的“诗人之赋丽以则”一致。其次，因是给左思《三都赋》作序，他在叙述了赋体发展历史后特别指出，“若夫土有常产，俗有旧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而长卿之俦，过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虚张异类，托有于无”，并认为“祖构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反，非一时也”，指出司马相如等人赋作地方物产、风俗人情描写的失实，以及这种“虚张”之风甚嚣尘上，这与左思所看到的问题是一致的。最后，评述了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主旨及其价值。他认为，三国鼎立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分割而王，同时还包含三国各争正统的政治上的交锋。皇甫谧以他对赋体特征的认识，认为从疆域分野、物产众寡、风俗清浊、士人优劣等方面来看，吴蜀与魏不可同日而语。而吴蜀两国之士各以其所闻为是，各以其土为乐，各以其民为良，皆是曲士之说，非方家之论。而魏国先生说“物土所出，可得披图而校。体国经制，可得按记而验”，其目的就是以这种征实不诬的描述，“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可见，皇甫谧对《三都赋》征实描写的评价也没有局限在“披图而校”与“按记而验”的描写上，而是提高到以魏都为正、合于王道的高度看待与评价的。 左思的征实观在《三都赋》中都有体现。《蜀都赋》与《吴都赋》中，西蜀公子与东吴王孙的各自夸述都是为了说明西蜀与东吴各自具备的称王条件，从而为争正统寻找理由。而在魏国先生看来，二人的偏执和出言悖于王者之义，正在于他们对西蜀与东吴所处的地理环境的夸述及认识的荒谬。故《魏都赋》中魏国先生对邺都建置、风土人情、魏王狩猎等方面的描写，其特征不仅在于描写的征实，而且还表现在具体的描写过程中，始终围绕着合乎王者之义的观点。首先，赋交代了建设邺都的理念，即“兼圣哲之轨，并文质之状。商丰约而折中，准当年而为量”。邺都的建设参考了前代都城建设的一些做法，如模仿参照的长安、洛阳及天下都邑的建置，继承借鉴了唐尧、夏禹、古公亶父、周宣王节俭修缮宫室的精神，在国力允许的范围内，文质并重，丰约折中。其次，赋以规整的笔墨铺陈了邺都的建置、主要建筑以及高台苑囿、市集商贸等情况。赋首先对魏都的正殿文昌殿进行了描绘，接着描写了位于文昌殿东面的听政殿及位于听政殿前的宣明、显阳、顺德、崇礼四门，以及尚书台、御史台、符节台、谒者台、内医署等各类官署。听政殿后是后宫所居之地，写到了鸣鹤堂、楸梓坊、木兰坊及温室等。文昌殿的西面是林圃池苑，即铜爵园(张载注：“文昌殿西有铜爵园”)。园中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葼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驰道栋宇，连接相引。再往西，就是著名的三台(张载注：“铜爵园西有三台，中央有铜爵台，南则金虎台，北则冰井台”)。三台拔地耸立，长廊圆环，丹墀层构。屋脊上雕刻的云雀矫首独立，雷雨未半，皦日复照。春服登台，目览八极，于焉逍遥。三台不仅是登高览胜之处，同时还兼有军事堡垒的作用。邹逸麟先生云：“邺城西北三台建筑则是在特殊的社会和地理条件下出现的。邺城处平原地带，无险可守，因筑三台‘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具有象征政治权势和军事堡垒的双重作用，其渊源无疑是来自东汉末年中原地区普遍出现的坞壁庄园。因而此后都邺的后赵、前燕、东魏、北齐无不对三台进行加固和修缮。”[9]141我们从赋中对三台牟首、阁道、晷漏的配置以及兵器、禁兵的保卫安排，以及高城深洫、高楼大门的建设，都可以看出城西三台重要的防御作用。此外，邺城之西还有著名的玄武苑，其中硕果灌木，大树幽林，竹林葡萄，回渊积水，蒹葭香蒲，丹藕绿菱，鸟飞鱼游，各有栖所，百姓可以自由出入，樵苏渔猎，玄武苑成了魏王与民同乐之地，这无疑是孟子思想的体现。赋进而写到了邺都郊野的利于民生的水利，富有生机的原野，甘食美服的百姓。而都城内部，街道四通八达，漳水流经其间，中有石桥沟通南北，水道两旁青槐荫途，车马行人，熙熙攘攘。其间官署与闾里相间错置，如官署有奉常寺、大理寺，闾里则有长寿里、吉阳里、永平里、思忠里以及位于后宫东面外戚居住的戚里等。对邺都内的集市，赋不仅描绘了商贸的繁荣，更为重要的是突显了市贸不居奇、崇实用的精神，即赋中所言“难得之货，此则弗容。器周用而长务，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贾，著驯风之醇浓”。《礼记·王制》曰：“有圭璧金璋，不鬻于市……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兵车不中度，不鬻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鬻于市。奸色乱正色，不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鬻于市。”[10]1344赋中所言“不鬻邪”很显然也本于儒家经义。 即使赋在对邺都的描写之后述及曹操武功、文治及藉田讲武活动，也无不本着王义的原则加以描写与评价。如写曹操武功，突出其在汉末动乱之际的“克翦方命”即讨伐不廷的道义；武功告成之后，魏武帝“斟《洪范》，酌典宪，观所恒，通其变”；而天下归顺、置酒文昌殿时，也是“延广乐，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茎”；其“藉田以礼动，大阅以义举”，藉田以礼，讲武以义，一切活动皆本诸王义。 正是以上一切合乎王义的表现，使魏国山图其石，川形其宝，祥瑞毕现，大魏应天之命，禅汉称帝。可以说，《魏都赋》对邺都以上两个层面的征实描写与阐述，使“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三都赋》宗旨得到更有力的说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