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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巴金最大的应该是克鲁泡特金晚年未完成的著作《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谈到这部书时，巴金强调“道德不是一门学问，它是做人 的道理，是整个社会的支柱”。巴金认同该书作者的观点：构成道德的三个要素，也是三个阶段，第一是休戚相关，互相帮助，这是社会本能；第二是正义和公道，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准则；第三是自我牺牲，自我奉献，这就是道德。巴金喜欢引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话，大意是：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给予别人。这是生命的花朵，比仅仅维持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在巴金看来，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有了道德，人生才会开花。没有这种崇高的道德作为基石，任何制度的变革都将如沙上建塔，顷刻即倒。 正是这种以牺牲为美德的伦理观，深刻影响了巴金的文化择取和处世之道。巴金喜爱王尔德，不是因为他是美文家，作品中充满美丽的辞藻，而是从中学习做人。王尔德有一篇童话《快乐王子》。那位王子的塑像“站得高，看得远”，人世间的苦难尽收眼底。王子看到南方有人需要帮助，他就请求栖息在塑像上的小燕子，把他身上的宝贝一件一件都取下来，衔到南方去救济那些苦难的人们，直到自己一无所有，就连那只帮助他的小燕子也冻死在自己的脚下。此外，巴金在作品中还歌颂过“为众人的幸福”惨死于波士顿监狱的意大利工人凡宰特和萨珂，歌颂过为人民走上断头台的俄罗斯女志士苏菲亚，歌颂过燃烧自己的心作为火炬将民众引出死亡地带的英雄丹柯，歌颂过为劳工利益牺牲的湖南工运领袖黄爱和庞人铨，歌颂过铁肩担道义的伟大的殉道者李大钊……他们身上的共同特质就是为社会、为人民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巴金跟这些人一样，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了自我命运跟人类命运相联系的人生。直到临终之前安排后事，他想到的仍是“我总要做到不会对不起谁”。 1993年7月25日，巴老在致王仰晨信中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当初发表文章，我不曾想过自己身上有什么可以出卖的东西，要用它们来换取青云之路。回顾几十年的创作生活，可以说我并没有拿作品做过生意，也不曾靠写作发财。现在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可以挺起胸膛把心掏给读者。我的心从来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我奉献的是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的笔表达了这种感情，我的感情是有生命的，它要长期存在。我引以为骄傲的正是我未写出一件商品，因此也未出卖过自己。”这就是巴金理想主义的闪光点。在有人把文艺变成金钱奴仆的当下，巴金的这种“理想主义”更加凸显出针砭时弊的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