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写旧体诗词的作者甚众，据知，至少在150万以上，至于一般爱好者就更多了。如何评价新诗兴起以来的旧体诗，已是一个老问题，近百年来，可谓论者踵出，众说纷纭。但似乎有这么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治新文学史者，或不屑，或不愿，或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几乎一致采取回避的态度。但不予正视，并不说明问题就不存在。王尚文最近在台湾、大陆先后出版的《后唐宋体诗话》一书，洋洋数十万言，就此相当系统地提出了他崭新的见解，可谓独具只眼，确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起码可以聊备一说。
    该书认为，由于20世纪的旧体诗是一个十分复杂、庞大的存在，自然不宜作为一个单一的整体一概而论。王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唐宋体”与“后唐宋体”的分野。“后唐宋体”是王先生在这本专著中提出来的一个他首创的核心概念。在叶燮、鲁迅、闻一多、叶圣陶、启功等的相关论述的基础上，他指出：“唐”“宋”两词，既是朝代名称，从诗看，也是风格的标志，唐人有宋调，宋人有唐音；但唐音宋调作为旧诗又有更多共同的特质，形成了完备、丰富、精致且有极强自我繁衍能力的题材系统、意象系统、语言系统、格律系统、技法系统、风格系统等。宋后之元、明、清并没有在整体上、群体中被突破、被超越，只是丰富了唐宋，未能真正走出唐宋的樊篱，突破唐宋的窠臼。王先生称之为“唐宋体”（这一概念并不涵盖唐宋诗）。在清之后，由于唐宋体经过了元明清的加固、修补、完善工程，诗作者往往只要一张口、一下笔，几乎就是唐宋体。纵有许许多多新的内容，也只能装进唐宋体的旧瓶。这不是说清以后的旧体诗作者没有才华，不想冲出围城，实乃历史的宿命。王先生说：“可喜的是，以聂绀弩为代表，包括胡风、启功、李锐、杨宪益、邵燕祥、何满子、黄苗子等诗人，在胡适、周作人、陈独秀、鲁迅、陈寅恪、老舍、沈祖棻等前辈长期探索的基础上，敢于抓住历史的机遇，挑战历史的宿命，于唐宋体之外另辟新境，另创新风，形成了一个几乎全新的流派、风格，唐宋体的基因才发生了变异。我称之为‘后唐宋体’。”后唐宋体虽仍基本沿用唐宋体的平仄、押韵、对仗等的声律规范，但具有明显区别于唐宋体的基本特征，王先生就此作了充分的论述，我以为最重要的是如下两条：其一，唐宋体为典雅文言，而后唐宋体则是浅近文言与白话的“化合”。其二，唐宋体多为臣民之诗、士子之诗，而后唐宋体则为现代人之诗，以现代思想意识为基础、基调，特别强调“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两者一表一里，相互为用，相辅相成。王先生断言：“如果说在后唐宋体出现之前，现代文学史尚有理由将旧体诗拒之门外，那么在后唐宋体出现之后的现代文学史再采取鸵鸟政策，无视其作为‘现代文学’的存在，就只能目之为无知或蛮横了。”振聋发聩，不知治新文学史者愿不愿意就此作出回应。
    “后唐宋体”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审视20世纪以来旧体诗的新坐标。我觉得作者对20世纪以来旧体诗的评价比较慎重，稳妥，不偏执，不走极端，立论比较公正持平。例如，在他的体系里，苏渊雷及其诗友等属于唐宋体诗人，但还是实事求是地给予很高的评价：“苏渊雷及其诗友的思想和道德是中国传统最优秀部分的最后闪光，和当时的极左思潮格格不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现代旧体诗史上一道最独特、最动人、最美好的景观，也是唐宋体在当代的最高成就之一。”又如，他虽把聂绀弩推为“后唐宋体”的代表诗人，赞美有加，但基本上都能做到求真求实，有理有据，因而新意迭出，并且富有说服力。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