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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有一篇文章：《如何评价这个时代的文艺批评》，这个问题和如何评价这个时代文学作品一样重要。新时期以来，有一批突出的批评家始终站在文学的潮头，践行着“运动着的美学”的批评理念，和新时期文学共同生长。他们的文字构成了当代文学的思想库，也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侧面或成就。在这个行当里，跃动着孟繁华的理性和激情。《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集结着他对当代文学的最新思考，眏应着这个时代文学的发展变化，贯穿了这个时代的许多问题，一如既往地显示出高屋建瓴的气象。 该著以先锋文学的终结为背景，以新世纪初的小说为蓝本，兼及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个案研究，系统分析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关键节点和当下文学的特性。全书由二十几篇精彩的论文构成，对新世纪以来的乡土文学、都市文学、官场文学及网络文学进行了剖析，指出了文学的政治性、当下性、新人民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在对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评述中，作者既无简单粗暴地抹煞、否定，亦非通篇赞誉，而是始终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现场观照，既有宏大视域，又有微观见解，思路清晰，史识见融，具有学术著作应有的形式的整体性。 该著指出了新世纪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经“农村题材”到“新乡土文学”的变迁。他认为，如果仅从题材范畴角度来讲，白话文小说自五四时期兴起以来，创作成就最大的应该是以“农村题材”为主的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传统由“乡土文学”转向“农村题材”，又转向“新乡土文学”的当代变迁之过程始终没有得到说明。“乡土文学”、“农村题材”、“新乡土文学”是三个有同源关系的概念，但它们更有着诸多的不同之处，这些差异在文学史中并没有得到说明。作者对三者的学理差异进行了厘清，指出“新乡土文学”是对“农村题材”的颠覆和对“乡土文学”的接续。新世纪以来的“新乡土文学”重新发现了农村，发掘了农民，延续着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意识对国民性进行进一步的揭示、剖析和改造。书中以王跃文的《也算爱情》、毕飞宇的《玉米》、摩罗的《六道悲伤》、范小青的《赤脚医生万泉和》、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作品为例，对农民对权力欲望的占有、恐惧、无奈、屈从，对暴力趣味的追求、欣赏，对人的冷漠等的揭示与剖析都鞭辟入里。从五四启蒙文学到新世纪文学，对国民性的批判与改造仍然没有超越启蒙主义文学。文学史经历了百年的变迁，然而对国民性的批判仍然原地踏步。正如作者引用勃兰兑斯之语：“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这种“真实情况”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形式各异，却始终受到一种历久不变的深层普遍性支配，孟繁华认为这种普遍性是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也就是指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积淀在人类思想深处的社会集体无意识。从历史到今天，从传统到现代，文学始终表现着乡土世界中的一种超稳定的深层文化结构，这既是一种历史叙事，也是一种文学关怀。 孟繁华通过对具体文学现象和作品的分析，指出了新世纪文学的当下性、不确定性和介入性等特点。书中以文学的经典性与当下性问题为引语，以张爱玲的《小团圆》和贾平凹的《废都》重版为例，分析了经典文学作品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学批评标准中的不同命运，以事件化的方式“加剧”了新世纪文学的复杂性。文学不管叙述历史还是现代，都要为当下服务。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当下性”。证明过去相对容易些，解释当下却要困难得多。孟繁华认为文学的“当代性”是指文学的总体状况改变了“时间的总体化”逻辑，以一种不确定性和非逻辑化的方式发展运行。许多文学因素以突如其来的方式改变了现代性时间总体化的预设，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文学现状变得更加复杂。而恰恰是这种复杂的“整体性”构成了当下文学状况的丰富性和“当代性”特征。“当下性”是新世纪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特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