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陈嫣婧
    

在认真读完了麦克尤恩的许多作品之后，我开始试图为他寻找一个坐标轴，一个适用于他的，同时也可以规制出整个当代西方文学现状的坐标轴。如果说，当代作家是对传统作家的集体反叛，后现代美学是对传统美学的彻底解构，那么麦克尤恩就属于那种既可被归类，又可保留自己个性的讨巧作家，这种“讨巧”，往往因为很难把握尺度，而让许多作家感到头痛。
    很多人津津乐道于出现在麦克尤恩身上的纯文学作品的悖反现象，在销售上能卖出好价钱，又丝毫不会失掉作品本身的文学品格。看《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似乎就是在研究老麦的风格“养成术”。在他40多年创作生涯中所涉及到的文学母题，大部分都能在这部处女作中找到起源：《蝴蝶》是《无辜者》的前奏曲；《立体几何》和《家庭制造》与《只爱陌生人》有异曲同工之妙。看老麦，会让那些很想成为作家却又没有相应的天才及能力的人禁不住有这样的感慨：“有些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他就是天生的。他就能够做到把自己的思想、风格，甚至仅仅是技术上的东西，从容不迫地安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或者说他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从那个坐标轴上。”的确，最精妙高深的创作就是能清晰明白地刻画自己。
    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里，麦克尤恩最擅长的就是不动声色的出乎意料，他拥有一种本领，就像摔跤选手在一瞬间把对手翻倒一样，反诘那些被生存经验概念化的东西。他四平八稳地叙事，慢慢悠悠地摸到事情的核心，然后突然把那些核心的东西掀翻在地。不知不觉中，读者已经被他带到一个“去社会化的”（麦克尤恩语）、关乎人性却又无法解决人性问题的灰色地带，一个只属于质问、质疑又充满内在冲突的地带。这种叙事的风格被我称为“寻常的残酷”，它带给人一种紧张感，让人感觉到生活本身仿佛摇摇欲坠；但同时又很神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一脚踏空掉进他设下的叙事陷阱。我常常用“英国绅士”的概念来对比麦克尤恩的小说风格，直至连自己也开始怀疑所谓绅士是否都如老麦一般在谦卑的鞠躬背后都藏着一把看不见的利刃。
    这把利刃通常是麦克尤恩充满警觉和怀疑的目光，比如他怀疑童贞在人类意识上占据的先验地位。在《家庭制造》中他指出，人并不是一出生就知道自己的童贞，既然不知道，那么也就不存在失贞，既然不存在，那么也就不必要为性的色情化负起责任，甚至不必承认。在小说中，“我”和妹妹康妮一个对童贞产生极端的自觉意识，另一个却对此茫然无知，“我”试图通过引诱懵懂无知的妹妹来体验初次的情欲。而结局是，童贞对“我”而言只意味着“蚊叮般的快感”及由此产生的关于成长的失落，“我”甚至没能从中获得应有的背德的耻辱。于是，所谓的“童贞”，对“我”而言还有什么意义？连同这意义所附带的价值认同和背离都与“我”无关了，唯一能让“我”感受到的，只是一种挫败感，关于“成人仪式”的失败感。
    麦克尤恩的作品始终与那些禁忌的话题有关，但又不纯粹这样。在它的身后，总是站立着婚姻、青春、成长、失落等更具体、也更高大的意象。于是，纯粹的身体行为变得十分的脆弱、暧昧、变得非常不容易把握，也非常不容易让人感觉到它的在场。我在想，如果读者是男性，是否会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体会到那种身体的挫败感？好比在与人欢爱之时还不得不同时考虑到房子孩子和明天的早餐。当1975年20多岁的老麦开始创作这部小说集的时候，他是否也感受了自己或许也将面对人生的一次次始于本能的挫败？当最初的“爱情”转变为最后的“仪式”，就如最初的“情欲”转变为最后的“生殖繁衍”，这是一个最正常也最残酷的成长模式。
    对于情欲的触摸，让麦克尤恩得以看到较之于光明磊落的人生更为隐晦暧昧的人类生存形态，一种流动的、逐渐萎靡衰弱的形态。其实人的逐渐死亡的过程，不仅仅是指生理机制本身的衰败，更是指人对于生理机制的不断失望和放逐。社会化的人的极致，意味着个人化的人的死亡，同时也是身体的死亡，这就是最后的仪式。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