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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青年”，一定程度上是个文学问题，更大程度上是个社会问题。而五四刚刚结束后、1920年代的“文学青年”，又是一个历史问题。《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作为以此为中心的研究论著，很好地打通了这三个问题域。作者以详实的历史材料，丰富的文学文本，与独到的社会学眼光，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引论中明确地将五四以后文学青年的出现置于代际视角下讨论，是颇具洞察力的。代际之间的差异，在五四那个特殊的场域中，毋宁说是某种权力结构的体现。书中论及的文学群体的聚合，青年自身的认同焦虑，围绕“修身”所进行的一系列尝试，写作困境与对困境的突破，这些问题几乎都与“代际”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相关。五四前后，几代人的共同在场，在文学空间内部制造了巨大的张力。文学青年的社会性问题，也就由此显现，并且逐渐变得尖锐。 鲁迅在1924年11月13日写过一篇短文，题目是《记“杨树达”君的袭来》，记录了当天一位青年的突然到访给他造成的困扰。从鲁迅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位青年，很是对文学创作怀抱一些梦想的，但同时也带有精神病患者的症状，对于自己文章的卖不出去，耿耿于怀。这件事发生在1920年代中期的北京，这位偶然闯入鲁迅笔下的杨树达，大概正可以汇入《公寓里的塔》中所界定的那一批“文学青年”里。而同时，这位“杨树达”也以十分极端的方式连带出了更多始终没有被记录下来的、未能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学青年”们。 更早一点，鲁迅在谈到娜拉出走的时候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固然与“志业”的实现有关，但其背后更重要的关切，恐怕是最现实的经济问题。“杨树达”冲撞鲁迅寓所的一个原因，便是向鲁迅索要钱财。《公寓里的塔》直接呈现了“学生一代”与“导师一代”矛盾冲突的发生与发展。但前者“反抗权威”的心态，恐怕是相当矛盾的。一方面，后来人要主动地不由分说地摧毁权威，另一方面，对于权威的效仿又成为一种不自觉的努力。面对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窘迫处境，文学青年究竟如何“上位”？《公寓里的塔》提供了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