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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文献学的问题其实更严重。中国传统的文献学乃是材料之学，由此，它本质上一定是“为他”的学问。即便版本、目录、校勘之学本身充满了魅力和趣味，且均自成体系，但它们总是要受到某种学术意图的规范。布局、收集、处理材料，是要为具有指向性的意图服务的——它们自身不是一座城市、一片区域，而是对构成这片区域、这座城市的所有存在物的检验和分析，最终是要规划出这片区域的 “导航”。因此，文献学之于古典文学的意义，不可谓不大，只有因了它的存在，古典文学的研究才不至于成为无根之谈，才有坚实的材料基础和合理的研究逻辑，然而它终究是文学研究的附庸，不具备主体性。具体来说，文学文献研究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研究的基础，因此，它的研究范围受到了文学史、文学批评研究目的之约束，其研究对象由文学研究的对象所决定。它存在的意义就是为文学研究的各层面做好材料方面的准备。比如版本研究，其正讹文字、辨析版本源流的工作，解决的是作品文本的可靠性问题，至于各传本、各版本自身所具备的研究可能，则不在文学文献学研究的既定目标之列。 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笔者以为乃是摆脱literature研究和传统的文献研究，进入综合的文本研究。当我们以传统的文献学手段备齐了材料，但不急于判断正讹，而是深入文本之间的差异，探索单个文本的内部肌理，发现新的问题，比如，文本的编纂过程与内部结构的关系、同一文本的渐次新变、不同文本之间的互动，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内容服务的，而是关注于文本本身，是从材料的清理中，发现古人的意图。在这种思路下，我们会摆脱作品中心主义，废置literature的选择性标准，进入综合的传统文本的“文章学”研究。这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领域，即因文本概念并未有所限定，所以传统学术中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的写作，均可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对象。前辈学者在此方面已经有很多的研究，却易与文献学相混，而没有意识到它与传统文献学之间的差异。虽然研究类型的命名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区别文献与文本研究的关系，也显得小题大做。然而，是否秉持研究方式的自觉，亦非毫无意义，因为只有具备了范式的自觉，才会有新的研究形态发生的可能，才会使得我们在面对如此丰富的古代文献之时，有一门具备主体性的学问。 古典文本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过程，从其写成，到其被经典化，乃至后来的各种重译，都与下述因素相关：历史情境和学术传统，人们的写作方式与阅读习惯，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流传方式，人际交往的模式与规模，共识的形成与传布，等等。这些因素不仅仅是文献研究或接受研究的问题，它们构成了连续性问题，关乎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考。故返归文本的思路，并不局限于文本本身，它是对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反思，是对经典塑成的追溯，是对经典重译的解构，更是对中国文学研究新范式的探索和尝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