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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因阅读了吴奔星先生的《茅盾小说讲话》而知道了吴老的大名，及至新时期，才和吴老于1981年8月16日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相识。其后23年，我与吴老在文艺集会上，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工作委员会举办的讨论会上，或者在一些专题座谈会上，常有接触和交谈。比较集中的是在1993年 我和他共同筹备的“海峡两岸文学交流会”期间，我们一起参加了筹备组会议，在会议空隙里，我向他请教对中国新诗发展问题的看法。此时我才发现，原来吴老毕生致力于新诗民族化、现代化的建设，而且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他说，“五四”以后的新诗，比较重视新诗的现代化，而忽视了新诗的民族化，因此新诗到不了人民群众手里，只是在一小部分诗人圈子里传阅。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新诗注意了民族化，提倡民歌体，提倡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但却忽视了现代化，因此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的新诗，走不出国门，在世界诗坛上缺乏影响。吴老说他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与李章伯在北平主编《小雅》诗刊，与戴望舒主编的《新诗》相呼应，那时偏向于诗歌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吴老喜欢并评论过民歌体诗歌，如李季与他的《王贵与李香香》、袁水拍的《马凡陀的山歌》，偏向于新诗的民族化。现在觉悟到，只有把新诗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结合起来，加强新诗的民族化又是现代化的建设，才能使新诗既能走向人民群众，又能走向世界。我听说后，十分佩服吴老的识见。由此，我得窥了吴老于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的明确观念。 吴老在1993年取得这样的认识，并不是偶然的。还在1984年，他在他和徐放鸣选遍的《沫若诗话》的《内容·形式·新旧·其他》（代序）一文中就说过：“如果从内容上区分诗的新旧，旧诗（包括诗、词、曲）也是当代诗歌的形式，同那些从西方引进的诗的形式，都应该一视同仁，用以反映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因此，在诗的领域里，实际只有一个万岁：新诗万岁！”而在《新诗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现代诗人论·序言》）中，吴老对“究竟怎样迎接‘明天’的新诗”，作了三点“小结”：第一，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时代性，是可以继承发展的。因此，今天的诗人用旧体诗词的形式，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感情，并不奇怪，无须加以排斥和反对。第二，从传统看，诗的形式并无国别性，是可以互相引进、互相交流的。我们从“五四”前夕开始移植西洋诗，促使新诗的成长，是无可非议的。第三，从传统看，诗的形式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因而，以时更新，不断创造，是新诗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不容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左右的。为了“明天”的诗坛能出现一种或多种足以代表我们伟大时代的诗歌形式，我们应该在传统上、形式上，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既不数典忘祖，也不排斥“拿来”。认真继承“昨天”的成果，总结“今天”的成就与失误，迎取“明天”的创造，应是社会主义诗歌的发展道路。在吴老以上论述中，已经包含了新诗必须民族化现代化的思想。所以，吴老在1993年关于新诗民族化现代化建设的表述正是他这一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对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 吴师母于1993年辞世，这对吴老是沉重的打击。但到他2004年逝世的11年间，尽管心灵上蒙受严重的创伤，且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吴老仍然笔耕不止。2002年老诗人曾卓去世，吴老还写诗悼念。可以说，吴老一直写到90周岁发病后才被迫搁笔。他整整写了七十多年！大约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次我看望吴老，一谈起诗歌，吴老依然兴致勃勃，谈兴甚浓。他对诗歌领域里出现的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所谓“现代派诗歌”很有意见。吴老说，这是对现代派诗歌的拙劣模仿和曲解。其实，西方的现代派诗歌，折射的是西方现代社会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西方读者是看得懂现代派诗歌的。艾略特的《荒原》在欧美诗歌界曾产生深远影响，在读者中更引起普遍共鸣。而我国的那些完全叫人看不懂的诗歌，则是东施效颦，令人恶心。吴老最后说，我国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问题解决之日，便是我国新诗拥有亿万读者并走向世界之时。吴老对我国新诗发展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我国著名的老诗人、老诗评家、老作家吴奔星先生的逝世，的确是我国诗歌界的重大损失。让我们加紧新诗的民族化现代化建设，创作出为读者喜闻乐见的、走向世界的民族化现代化新诗，作为对吴老最好的纪念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