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背叛 《生活在别处》译到末尾两章的时候，身体正好被感冒围剿，无处逃避。于是得以停下来，想想昆德拉，想想自己。 昆德拉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比我们再早一点———在大学里读的书。我记得是作家出版社的书，装帧很朴素，甚至印 制得都很粗糙———那个时候我们还习惯粗糙的东西。在春天的江南，外面下着小雨，逃了这样或者那样下午的副课躲在宿舍的被子里睡午觉，看小说，成了我们这代人的小资情调。感谢上帝，那时电脑尚未普及，否则我也许是在某个地方打游戏，五颜六色的小球铺满了屏幕。 那个时候的昆德拉在中国，应当是被当成一个另类的作家来读的。他有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周旋的味道。他的魅力来自于他的矛盾，他有他所承受的道德标准，所以也有他努力所想突破的道德标准，他有源于一个时代的疼痛。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先锋作家都绕不开他。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如果我没有夸张，昆德拉的“轻”和“重”，成了20世纪80年代末困扰一代知识分子的哲学命题。 而后来再一次碰到昆德拉，是看了孟湄在《读书》上关于《被背叛的遗嘱》的文章。那时我的心境，很像恐怖片《娃娃凶灵》里的一句台词，是一生所经历的“最漫长的黑夜”。每一次都安慰自己说睡一觉醒来就好了，可是每一次都无法入睡。孟湄的忠诚问题触发了我所有的激烈情绪，我也在《读书》上，问了许多绝对的，关于翻译和爱情的问题。我突然倾尽了自己的悲愤要求平等：翻译上的，———爱情上的。那一次的爆发终究是针对自己，我觉得自己和若干年前的昆德拉一样，像一头困兽游走于自己臆想的道德和爱情舞场中。我迫不及待地将福克纳的《野棕榈》的结尾当成自己的宣言，我含着眼泪宣称，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的，也是忧伤。 是的，年轻的时候，我不想背叛，因为我所袭承的道德标准不允许我背叛。但是我看到自己在背叛。当我做点什么的时候，我已经在背叛。欲望的潮水总是淹覆我对背叛的恐惧。 这些问题是有震撼力的，但是最终没有答案。实际上也不可能有答案。只是当时提问的我还不知道。我曾经那样超脱不了自己的欢乐与悲伤。坐在不知开往何处的公共汽车上，外面的雨滴顺着车窗蜿蜒地爬着，心里也和小虫子爬过一样，毛毛的。我也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幻想着自己的消失，绝对意义上的，像杜拉斯所说的———如沙消失于水。 现在仍然可以想像到当时是想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怎样一种悲伤的精灵。我没有翅膀，但是请允许我有眼泪，请允许我有沉重的步履和苍凉的手势。那是这两天在看《周渔的火车》时重新体会到的。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不断地坐火车去找寻心中的那一点东西———当主角的资格。我可能永远不会是天使，但是我也想充当一次，在你或者他的舞台上，充当一次众目睽睽之下的焦点。 我的火车和周渔的火车不太一样。周渔遍寻不见的时候，她选择的是死亡，她也只有选择死亡，因为游戏玩不下去了。于是她绕开火车，选择了可以掉进滔滔江水的汽车。我仍然坐在火车上，过站而不下。于是终于等来火车出轨。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火车只是驶进了别样的一片风景里，没有死亡，没有叫喊，甚至连疼痛都被时光的柔滑抚平。只是依稀记得，在火车滑出铁轨的那一瞬间，我闭着眼睛，拼命地闭着。 二四十岁的男人 仍然喜欢分段的写法。这一点和昆德拉很像。喜欢分段，是因为这样可以允许自己在可以承受的写作道德内岔到别的道路上去，允许自己可以在谈这件事情的同时，再谈谈别的事情。 其实《生活在别处》中最美丽的章节，在我停下的第六章。可是有意思的是，在我没有译这本书之前，我竟然忽略了这一章的存在。不完全是我的错，年轻的错，作家出版社的那本书也奇异地在这一章出现了印刷装订的错误。 这一章叫做《四十来岁的男人》，可以单独抽去而全书仍不受任何影响。用昆德拉在小说中自己的话来说，就好像一幢单独竖在庄园里的小楼，一只别样的眼睛。这个40岁的男人，经历过战争，爱情，政治观念的冲突，过的是一种超然度外的生活。他心安理得地上他的班，做他的体力劳动，回来后把劳动服塞进壁橱里，欣赏着镜子里因体力劳动而变得日趋健美的身体。我最喜欢的是他自我娱乐的方式，在浴缸里放一大缸热水，在浴缸上放一块大搁板，一边泡着热水一边读他喜欢的古典作品。 他的妻子在战争时期已经死了，他有很多女人，和女人有很多色情游戏。他讨厌女人的眼泪，讨厌被女人的眼泪拖进她们的故事。但是他善良而平和。如果说他不再有爱情了的话，他也不再有爱情的杀伤力。他不再会用绝对的爱去折磨自己，折磨他人。 仅仅因为一句谎言被自己情人送进监狱的红发姑娘出狱后到他这里来，在傍晚的阳光中被他拥着，流着没有任何目的的泪水，他产生了无限的怜爱。可是他仍然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和她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直至她沉沉睡去。 这个男人让我想起我一直不曾理解的某句话。有个人在几年前对我说，如果我死了，请把关于我的一切都烧毁，与我有关的信件，与我有关的日记，我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他竟然宣称，在忧伤与虚无之间，请让我有选择虚无的权利。请让我有被遗忘的权利。 真是可惜，没有人有中断他人记忆的权利。所以只有请求，请求对方不要为了成全自己的崇高而保留与自己有关的记忆。当他不再存在时，我记忆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时，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就都不在了。是的，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选择的是忧伤。———对于类似的请求，《野棕榈》的男主人公这样回答。而我曾经也有这样的回答，在《读书》上，在生活中。我曾经觉得自己有权利维护这一半的记忆，我说，爱，怎么可以不平等？ 那时候我想，如果误解是必然的，如果背叛是必然的，我们又能如何选择？像周渔那样，知道爱情不过是自己的臆想之后，一方面紧紧抓住不愿放手，另一方面只有选择背叛———坐了汽车，投进滔滔江水？ 陈青黯然地坐在西藏的希望小学里，说，你不了解周渔，她只爱我一个。人人都在玩着背叛与反背叛的游戏，反背叛的方式是———坚决地无视与否定背叛的存在。像陈青那样，逃走了说，她只爱我一个。 我想今天，我终于是能够了解那个人所要说的了，什么叫做不留下痕迹。我会沉默，不再追问。 其实除了决绝的方式，人世间更多的是妥协和沉默。只是大多数的人在学会妥协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昆德拉说，绝对在成年人的眼里会显得相当可笑。而成年人如果能看清并主宰这妥协，那就是超然度外。 就像那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通常爱喝一点酒。他和不同的情人之间约定了不同的信号。从门铃声中就能判断出是谁造访。他游离于他人的故事之外，通过这样一种跳跃的方式。 是啊，如果说背叛是必然。背叛之前的选择却不一定是必然。我为什么一定要在忧伤和虚无之间做出选择呢？是谁规定我要作出选择呢？ 三玩笑 本来以为，到了四十来岁的男人，《生活在别处》就可以结尾了的。但是没有。 小说写到最后，如果不用决绝的方式，就只能用玩笑来化解。 玩笑是昆德拉偏爱的方式。他痛恨古典悲剧。是的，如果说生活中充满了偶然，偶然最可能造就的，却是玩笑。甚至在《玩笑》中，昆德拉问：如果历史本身就是个玩笑呢？ 如果历史本身就是个玩笑，我们无处逃避。 《生活在别处》也是以玩笑结尾。主人公雅罗米尔死得相当愚蠢。昆德拉用词很简单，但不经意会很到位。“Toutbanalement”，这是他借四十来岁的男人的口对雅罗米尔的死作出的评价。 这一段写得极其微妙。那个因为一时谎言被雅罗米尔送进监狱的红发姑娘在四十来岁的男人那里听说了雅罗米尔的死讯，一瞬间她做好了原谅情人的准备，她以为雅罗米尔是自杀，她以为他会用自杀这种绝对的方式成就自己的崇高。但是四十来岁的男人———他是置身度外的———笑了，他说，不，他是病死的，toutbanalement。 崇高的梦想被平庸的现实击得粉碎，这就是昆德拉的玩笑。 这种玩笑的手法，有时会令人想起加缪。不同的是，加缪的玩笑比昆德拉要崇高，西西弗斯把石头推上山顶，然后再滚下来，那样的过程，那样一种訇然巨响，不是每个心灵都可以承受的。昆德拉的玩笑却是真正的一声轻笑。 因此，从来不曾把昆德拉的小说当成政治小说来读。他指向的，不是某种政治或意识形态，不是某个国家。不，没有那么简单。这声轻笑直接瓦解的，是我们对于生存的信仰。 好在对于昆德拉的小说，我们是有选择的。除了忧伤和虚无之外，我们还可以选择肤浅———仅仅当成一个玩笑来读。或者，为了卸下心灵的重负，仅仅当成政治小说来读。权当一个政治避难的人，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下来，靠出卖自己的经历为生，toutbanalement。不要管这个白发老头鹰一般的目光望着你，说，那不是您的地方，亲爱的。是啊，至少在某些时刻，我们可以天真地认为，轻是缓解重的一种方法。 《生活在别处》原本题为《抒情时代》。相对于任何一个人的抒情时代而言，生活永远是在别的地方。我们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抒发：青春、爱情、崇高、梦想，甚至革命。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拥有的青春、爱情、崇高、梦想和革命都和我们想像中的不一样？为什么在生命的每一个转折处，我们都会从心底里尖叫起来，不，不是这样的？！ 好像一生都在奔跑，兰波，雪莱，马雅可夫斯基，还有表面上不是诗人的你和我。可是这样的奔跑竟然无一例外地结束在玩笑里！ 《生活在别处》翻完的那两天，到外面去走了走。一个有点清冷的午后，外面有一点时隐时现的阳光，在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家里，竟然读到了久违的李商隐，一首《无题》，诗的末尾是这样的一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灰尘的阳光舞蹈中，我站了一会儿，也许真的是这样，青春，爱情，崇高，梦想，革命，你和我的抒情时代，有太多的东西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了。如果一切都能够———如果？———在昆德拉的一声轻笑间消解，那就随它去吧。 只是，只是还有点隐隐作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