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也是现代一位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社会学家科塞评价他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 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社会行动中的磨难、悲剧以及偶尔的成功的超脱的关注，使他成为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能及的大师。
    采访者：陈刚（《新京报·书评》编辑）
    受访者：韩毓海（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德意志“木铎”
    陈刚：广西师大出版社最近出版了《韦伯作品集》，这是国内较大规模对韦伯的译介。不知道学术界对这套书反响如何？请你谈一点意见。
    韩毓海：对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说，这当然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我感到，再次出版韦伯著作对我们的启示就是：社会科学不能脱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更不能脱离中国社会。
    韦伯不是空头理论家，他不但是社会学大师，也是杰出的经济史家、政治战略家，他的著作对于改造德国社会、寻找德意志民族复兴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他的研究中充满了对于德意志民族的深切关怀，从德国现实出发的强烈使命感、以德意志文化自豪的强烈自信心，借沟口雄三一句话，韦伯的研究是“以德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标”
    的。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德国的文化英雄，他这个英雄不是自封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他的思考和写作，现代社会科学中才有了德国激情澎湃而又忧思如海的声音，“天下将以夫子为木铎”，韦伯一生处在德国统一、崛起到一战失败的关键时刻，正是在这样的时期，以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扮演了德意志的“木铎”。这一点最值得我们学习。
    反对纯粹学术
    陈刚：但是，我们一般将韦伯理解为实证主义的大师，是现代学术规范的奠基人，这样的理解好像与你刚才说的不太一样？
    韩毓海：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是对于韦伯的重大误解，因为韦伯毕生反对的就是所谓纯粹的学术、反对所谓普遍的经济学。按照他的说法，经济活动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在某种程度上是战争的延续，经济领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经济学从来就是政治的仆人，德国学术和德国经济学必须服务于德意志民族复兴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帮助民族的敌人去瓦解和出卖本民族的长远利益。从康德、马克思到韦伯，这些思想家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有战略和战术研究的色彩。“生存乃艰苦斗争”———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社会科学奠基人的韦伯，就是流行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伪学术的敌人。我想所谓中国学术界，因此而不太喜欢他者，恐怕也大有人在。
    韦伯的研究当然是非常专业化、也非常严谨———有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表达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但是，在韦伯非常专门化的研究背后，总是有一个鲜明的目标：那就是为德意志的生存和发展而斗争，为子孙后代凝视我们的眼睛而“决断”。在韦伯的影响下，无论他同时代的施穆勒还是今天的经济史大师乔瓦尼·阿瑞吉，他们都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的历史与争夺世界霸权的历史、与权力支配的历史结合起来，他的学生西美尔和卢卡契都专注于从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的角度，去观察现代社会的支配和反支配权力的运作，如果说存在一个“韦伯学派”，那么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扬了韦伯式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有学问的战略家，乃至有思想的革命家。
    反观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我感到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有数字而无问题，有问题而无战略，有形式而无内容，有乡愿而无决断，我们这里缺乏的，恰恰就是韦伯所谓“以学术为志业”，这恰恰就是韦伯的形象在今天中国的意义。
    刺痛人的书
    陈刚：你认为韦伯在当下的中国会有很多读者吗？
    韩毓海：恐怕不会。这倒不是因为韦伯的书过于专业，而恰恰是因为他切中了当下中国的时弊。
    对于韦伯时代的德国来说，统一大业已经完成了，经济迅速发展，甚至直逼美国，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德国上下弥漫着踏踏实实过好日子的市侩心理：好好干活，天天消费，规规矩矩劳动，快快乐乐挣钱。而韦伯却偏偏说德国处在最危险的关头，他说德国有教条而无学术、有行政而无政治、有规则而无是非———这还不危险吗？———可惜的是，这些话在当时的德国未必有人爱听。
    至于在中国，我可以举个自己的例子，2000年我应邀在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介绍韦伯的《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和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听众倒是不少，可惜却有一半都不知道韦伯写过什么书。其实———自1987年以来，三联书店就陆续出版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以及《学术与政治》，特别是冯克利先生翻译的《学术与政治》一书，这起码应该是大学生的必读书吧———可是我知道，在北大，就是研究生读过的恐怕也不多。
    卡夫卡说：人们只应该读那些刺痛和伤害他们的书———而实际情况往往是相反，大众消费时代人们只是读那些垃圾一样的书———如果他们还读书的话。当然，韦伯的书读不懂或许还好，或许读懂了更让人难受，———我一直感到，他是怀着非常悲壮的心情从事学术事业的。
    “合理化”并非韦伯的“核心”
    陈刚：合理化问题是韦伯观察现代社会问题的核心，你能否对这一问题作一个简明的解释？
    韩毓海：韦伯之所以强调合理化问题，是因为他清醒而冷酷地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是个权力体系，或者说是支配体系，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给福柯的研究提供了前提。也是在这一点上（即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权力和支配体系），他与我们这里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和庸俗的自由主义者完全不同。在韦伯看来，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竞争格局中，只有高度合理化的组织体系，才会给权力的支配带来效率，或者说才会在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权力争夺中居于支配地位。但是，韦伯的这一论断不应被夸大，更不应该被夸大为韦伯思想的核心，因为这充其量不过是韦伯对于德国统一之后迅速发展的初级阶段的经验总结，具体说，“合理化”表现在19世纪德国发展道路上，那就是强调工艺和技术、通过熟练的技术工人和严格的管理阶层，使得德国的经济有了极其迅速的发展，商品具有竞争力。
    而韦伯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恰恰是他对于合理化的反思，韦伯思考的这个部分经常被掩盖。韦伯忧虑地看到：德国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太高，而德国人的“政治素质”太低，或者这么说吧：鼠目寸光只讲眼前利益，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缺乏斗争精神。因为韦伯看到：德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将德国置于与欧洲列强争夺发展空间的决断地位，这样一种危险地位使得德国不可能再自欺欺人地“一门心思谋发展，全心全意搞效率”，而韦伯所谓政治，就是为了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而英勇斗争。一句话，德国下一步面临的根本不是效率问题、甚至不是经济问题，德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它面临的首先是政治问题———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到了这一步，你说我就是个三流小国，我就是想这么混下去，就这么偷着富起来，那已经不行了，无异于自欺欺人———说到这里，你知道韦伯的思考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了，我想这是韦伯对我们的另外一层意义。
    陈刚：但政治不仅仅是斗争，它也是协商，也是谈判。
    韩毓海：而韦伯反对的恰恰就是这种漂亮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拖、混日子的市侩哲学，他之所以将庸俗自由主义说成是混混哲学、市侩哲学就是因此。他认为，这种将所有的冲突都理解为媒体和议会中的“对话”的所谓自由主义，其实完全无法面对真实的社会冲突，因此这样的漂亮话还不如不说。———实际上，正是这样的庸俗自由主义，才导致了后来纳粹利用议会和媒体上台。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他的《帝国总统》一文。这是韦伯在魏玛共和国宪政危机时刻，对于主权在民的呼吁和对代议制的抨击，是对于民主专政的呼吁和对软弱的自由主义宪政的抨击。———可惜的是，他的呼吁没有被接受，纳粹最终通过媒体宣传和占领议会，最终在德国上台，不过那时韦伯已经去世。
    魏玛共和国尝试自由主义宪政的悲剧历程清楚地告诉我们，庸俗自由主义所谓协商、谈判，无非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打便宜拳，认为通过“混”就能够化解严峻的社会冲突，回避社会危机和斗争。
    这种自由主义的宪政多么虚伪，恰如施密特所谓：“尽管他们希望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又不能是主动的；尽管他们希望有个国王，但是他却必须没有任何权力；尽管他们嘴上要求自由平等，但却把选举权局限于有产阶级，以便保证教育和财富对于立法的影响力，似乎教育和财产赋予了他们压迫穷人和未受到教育者的权力；他们废除血缘和家庭的贵族制，却允许金钱贵族厚颜无耻的统治，———他们既不要国王的主权，更不想要人民的主权，那么他们究竟想要什么？”
    韦伯指出：在一个民族从衰落到崛起的过程中，这种混日子的精神、市侩哲学、所谓的自由主义使得他们坐失良机、难免最终两手空空走向黑暗。
    韦伯的软肋：深刻与脆弱
    陈刚：那么，韦伯的研究有什么弱点吗？
    韩毓海：或许他最深刻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弱点吧，比如说，他的“理想型”的研究方法，通过排除的做法将欧洲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形态，这种方法本身决定了他在研究其他文明的时候会得出简单化、甚至不正确的结论，比如《儒教与道教》的研究。在那里出现种种问题还不是因为材料方面，而是方法方面，形而上学的方法。
    而最突出的是，韦伯虽然和马克思一样，都把资本主义理解为权力体系和支配性结构，但是，韦伯却没有去研究那些反抗权力的力量究竟何在，而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反抗一直持续至今，离开了反抗的力量，也就无法理解这个权力体系。
    从美国的独立战争到欧洲革命，从劳工运动到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从国家正规战争到全民游击战争，正是这些反抗支配和霸权的力量决定了世界会向什么方向去。因此，资本主义体系与其说是权力体系、支配体系，不如说是矛盾体系、危机体系和斗争体系。离开了矛盾、危机和反抗，也就无法了解权力的运作、转换、崩溃和重建、支配。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认为韦伯显然远远逊色于马克思———所以，他充其量也只能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韦伯作品集《学术与政治》《经济与历史支配的类型》《支配社会学》《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德]韦伯著，康乐、简惠美、钱永祥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5月，总价148元。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
    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来。
    ———苏国勋《韦伯著作选译》简体字版序言
    ●部分以往出版的韦伯中译本：《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经济与社会》（上、下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郑乐平编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
    《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
    《社会科学方法论》，朱红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
    《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王容芳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人合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