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现今的文化环境中，谈论常识是一件严肃的事情。这里，严肃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含义：一，它包含了一种对历史的觉醒；二，它意味着一种艰难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假定它担负有启蒙的义务，要向公共领域普及常识。 但是，如何谈论常识仍然是一个问题，至少，它不是一个由常识能决定的事情 。有时，我不禁感慨，要是谈论常识能完全由常识来做主就好了。最为蹊跷的是，近几年，在诗歌界也开始流行一个趋势：由诗人出面来谈论常识。听上去，不仅振振有辞，而且口口声声。 说实话，我非常欣赏其中显示出来的“胆量”，这种“胆量”虽然距“胆识”相差甚远；但这毕竟炫示出了一种姿态：说明当代诗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越来越滑向私人领域，他们也非常关注文化领域的公共问题。这些姿态暗示，由诗人来谈论常识正在变成一件文学时尚。 姿态一旦时尚化，偶尔就会有特别的滑稽冒出来。比如，由这些诗人来谈论理论或知识时，他们往往会说，理论是灰色的，或知识是灰色的。为什么不是花色或橙黄色的呢？因为这是常识。换句话说，对这些诗人来说，在面对知识时，他们所知道的常识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如果你死脑筋，追问个中原委，他们会躲躲闪闪地说，歌德好像这么说过。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常识可能显得有点隐秘，有点鬼祟，就是灰色是和不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的。这大约又是不容置辩的———所谓常识。谈论常识经常被对常识的无知所害———这也可算一个常识，尽管永远都不会成为共识。 谈论常识而实际上对常识所知不多，这样的情形其实并不可怕。有时，甚至还可以为所谓“理论的灰色”添抹一点可爱的滑稽的东西。但是，借着诗人的面目，用常识来给历史号脉，就多少有点哗众取宠了。 比如，前一阵子，有位诗人声言：革命最害怕的敌人就是常识；知识分子上世纪50年代以来，背叛的就是常识。这大约涉及到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反思，也牵涉到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和文化身份的反省。有时，我真的希望问题是如此简单，一经反思就能把握到事情的真髓。但是，这只是关于“革命”或“历史”的闲话。也许，出于这样或那样的立场，一个诗人可以曲解或抹杀“革命”，甚至可以侮辱它———就比如用臆想的方式说它“最害怕的敌人是常识”。不过，低估革命，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了。永远都不要低估革命的历史智慧。 用常识来诊断当代诗歌的历史，也属于此类文学时尚的一个更富于戏剧性的行径。比如，在谈到当代诗歌的危机和问题时，宣称当代诗歌最大的问题就是背叛常识，陷入了乌托邦的泥潭。这种宣称多少带点自以为找到了真理的口吻。背叛常识，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问题吗？不背叛常识，中国当代诗歌就会走上金光大道吗？假如这仅仅是如何看待当代中国诗歌的历史及其走向的问题，也还不失为一种故作惊人之语。但假如这涉及到在真理的意义上对诗歌本身的认识，就颇值得辨析了。一个诗人可以说，对他而言（由于种种局限，或缺陷），大地是他的诗歌的常识。但是，当僭越个人的范围，悄悄蹭溜到代言人的位置，妄言大地是诗歌的常识，是诗歌必须遵守的圭臬，是医治诗歌的创伤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说辞恐怕就有点装神弄鬼了。 何谓诗歌？诗歌就是它没有常识。再进一步地，何谓中国新诗？它的立场也是如此，它没有常识。我知道大地是深厚的，丰富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不是诗歌的常识。近两百年来，许许多多的现代事物都以常识为基础巩固它们在历史中的事业，不仅如此，还常常想逼迫诗歌接受它们推荐的常识。在我们的时代，由于历史的沉痛，诗歌也被逼迫着向所谓常识靠拢。这些逼迫使用的经典步骤有：贬低浪漫主义，贬低乌托邦，用似是而非的反崇高来对抗被误读的崇高（这难道是新版的大战风车？），用日常经验来诋毁想像力的作用…… 诗歌没有常识，只有关于它自身的一些基本事实。比如，诗歌不是用常识来工作的，诗歌用想像力来工作。更进一步地，也不妨说，诗歌用对语言的想象来工作。 其实，在诗歌领域，人们讲到常识时往往并不像他们自以为的是谈论诗的常识，比如，于坚以为他自己是谈论诗的常识，其实呢，只是在谈论诗与常识的关系。没有人有资格在我们的时代谈论什么诗的常识。而如果角度严格限定在诗与常识的关系上，没准倒能谈出点什么新东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