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暨南的芸芸教授当中，女教授占的数目虽然不多，但著名的女教授，倒也有十几位，如蒯淑平、冯沅君等都是。我在暨南的那几年当中，虽然没有选修过她们的功课，却旁听了两位女教授的功课，时间也不
长。在暨南，有两种课程是特殊的，一是国语，一是卫生学。担任这两门功课的都是女教授，前者是陈衡粹先生，后者是杨先生。
起初我听同学们说，陈衡粹先生教国语教得非常好，我没有选修，很觉可惜。但事有凑巧，她上的国语课，刚巧和我所选修的课程，时间并不冲突，因此，我才能够旁听。本来选修她的功课的同学并不多，只有二十来个，但是旁听的同学数目却多上了一百有余，后来闻风而来听讲的同学，还是络绎不绝，愈来愈多。我开始听讲的时候，适值开学后的第二周后，每周只上课一节，二周也不过讲了二次罢了。还是跟初开讲时无异。那天我去上课，一坐下，陈先生便来了。她长得很漂亮，身材很苗条，人又斯斯文文的。她的装扮跟当年上海女人的打扮大大的不同，朴素中带了点端庄，那瓜子形的脸上薄施脂粉，却显得很妩媚，她那一口悦耳的京片子，简直就叫人听出耳油来。难怪同学们那么赏识她，称赞她好得了不得。 当她教国语时，她并没有教什么注音字母，我以为错过了机会，没有念注音字母。问了问同学，才知道她并没有教注音字母。据说她第一次上课，就问同学们有哪一位不懂得注音字母的，如果没有人不懂，她也就不再浪费时间了。她教国语时，就把北方人说的京片子和南方人说的“国语”差别很大的地方列举了出来。例如北方人说的“一会儿”，南方人往往就把“儿”念了一个单独的字音，念成“一”、“会”、“儿”，因此很难听。这个“儿”字，在北方人说来，其实就是“会”字的语尾的卷舌音，在文字上本来不应该写出来的，就是写成了“一会儿”，也不应念“一”、“会”、“儿”的。北京人说话对于名词差不多都是卷舌音，如椅子，他们是念作“椅子儿”的，“桌子”是念作“桌子儿”，诸如此类。如果要写起文字来，那么简直满篇都是“儿”、“子”了，说得大家哄堂大笑。她还说南方人说国语常常把动词的“倒”字，“倒转来”的“倒”字，“倒茶”的“倒”字念成“倒霉”的“倒”字，也是很大的错误。南方人说的“包子”原来就是北京人说的“馒头”，南方人说的“戒指”就是“顶针”，南方人说的“留声机”，在北方便成了“话匣子”，她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名词。当她说到北京的一种食品“窝贴”的时候，她说她在南方就没有听过类似的名词。我说广东人有一种“粉果”和“水饺”，样子跟“窝贴”大概差不多的呢？但“国语”却没有这种名词。这种都是属于特殊的名词，如北方的“涮羊肉”和广东的“龙虎斗”，还不是照字念。她主讲的国语却教我们懂得了北京的许多事事物物和名词，使我们后来在写作上没有因滥用名词而闹笑话。不过可惜的是她只教了三个月便告假回北京，说是她胃里生了瘤，需要到协和医院去开刀割治。这样一走，以后就没有了下文。 此外我旁听的另一位女教授是杨先生，名字已忘记了，人也长得很漂亮。她是广东人，那时还未结婚，是留美的学生，选修她的卫生学的同学也特别多。我为了好奇和凑热闹，也抽空去旁听了二次，却想不到选修她的功课的同学会那么踊跃。她上课的课堂是在科学馆最高的一层，四楼的朝北的一个大实验教室，大概是因为那个教室多的是插图和有关卫生学的人身模型之类的仪器。可是我去旁听了二次，却没有看见她动用过那些设备齐全的仪器。我记得当年听她讲的功课，现在还缭绕在耳际。她说一个人要是不幸生了急病，而又是在三更半夜的话，最好是打电话到医院里去，召救护车来接送到医院去。而最好还是要住头等病室，花钱虽然多些，不过既然生了急病，却不能再顾虑到金钱的损失了。一个人最好就是不生病，如果想避免生病的话，那么吃东西就得格外小心。吃水果要削皮，不削皮就要用开水去消毒，两手也要常常洗涤，最好还是要置备一瓶“莱沙”，以便吃东西前把双手消毒过。如果上餐室或酒楼去吃喝，对于食具无法消毒的话，那么不妨向茶房要一盂开水，把食具作一番消毒功夫云云。我第一次去旁听，就听了这些“卫生学”。第二次去听的，却是有关肠胃的卫生。那一次她说人体里面需要清洁，要清洁无过于大小便的排泄干净，如果需要排泄畅通，那么每天至少非喝六大杯开水不可。因为我们人体里面的机构就需要有这么多的水分云云。听了二次的“卫生学”，我觉得真值得击节三叹，但是以后也就不再去旁听了。 后来我问了那些对于“卫生学”兴趣很浓的同学，才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够那样有兴趣听得下去，原来是有不在酒的醉翁之意的。 （摘自《文人的另一面》，［马来西亚］温梓川著，钦鸿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