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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贺昌群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贺昌群文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在协助贺先生的女儿贺龄华编辑此书的过程中，我认真地拜读了收入文集中的著作，深受教益。 贺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一生都在学术前沿追索，他选定历史科学为主攻方向，是因为他认为“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 ”。他那满腔爱国忧民的热情，时时流露笔端，感染着读者。他勤奋地在学术领域探索、钻研的同时，还写了不少为了促进学术进步的学术评介。这些评论既是客观的介绍，也包含着作者的真知灼见。 贺先生认为：“批评一部学术的著作，批评者当有离开那部著作而可独自写一部的能力，至少在某几点上当确有胜于原著的地方，使著者可以采纳而补充原书的缺陷，更增加原书的价值，所以批评促进学术的进步。”他这样说，也这样去做。他写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书评，就是按上述要求写就的。 我们知道向达先生此文，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力作。得到众多学者肯定，贺先生是向先生的好友，也是在学术上互相切磋的诤友。贺先生在评论中写道：“觉明君（向达字——引者注）此篇，个人多其捃摭疏通之勤，而惜其少独发之功，”毫不客气。对于文中“独发之功”也不抹煞，他认为其中“流寓长安之西域人”及“西域人之华化”二节增益前人之处颇多。对于“长安打毯小子考”一节，更大加赞扬，他说这一节“玲珑跌宕，考证最精，加以著者清隽流畅之笔，尤觉声色照人，读之宛然白头宫女为吾人谈开元天宝遗事，忽忽忘倦”。接着他又以自己研究所得，补充了作者的疏漏。对于“胡帽”、“胡夷杂亻支”等则运用文物考古图录和文献资料加以说明，并提出一些论者以为受西域影响的唐代“时妆”还可详考。将两篇文章结合起来读，既能丰富读者对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印象，也使我们仿佛看到二位学者神驰于李唐盛世，互相切磋，坦诚交流的情景。 又如《日本学术界之“支那学”研究》一文，更是一篇简明扼要的日本“支那学”发展小史。贺先生把日本的“支那学”，放在世界文化发展背景下分段考察。最早日本学界受中国文化影响而有汉学。19世纪末，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接受西洋史学理论后，发生了变化。那珂通世始创“东洋史”，把中国史列入其中。1900年，那珂氏从狩野直喜处得到了陈氏遗经楼刊《崔东壁遗书·考信录》二十五卷。“那珂氏读之极佩其议论考证之卓越。”后来又就内藤虎次郎处将残缺之《崔氏遗书》补足刊印。“因而那珂氏乃集中全力于中国上古史之研究，学风为之不变，以后白鸟氏之‘尧舜禹抹煞论’末始之脱胎于此，其时期尚出于吾国胡适、顾颉刚诸氏之重视崔氏遗书也”。接着贺先生依时间叙述了“支那学”在日本学术界的发展变化，并介绍了在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上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其中，我所关心的是白鸟库吉的说法与我国古史辨的关系。因为前几年在我国有年轻学者说顾颉刚先生剽窃了白鸟库吉的学说，我很纳闷，果真如此，中国学者为什么沉默不语，批评《古史辨》的学者很多，但在当时涉及这一点的以我的孤陋寡闻还没有看到，贺先生的文章，解决了我的疑团。他说：“白鸟氏所倡之‘尧舜禹抹杀论’，与我国顾颉刚氏诸人所讨论之《古史辨》，虽时序有先后，而目的则同，方法各异，白鸟氏运用其丰富之东西历史语言之知识，纵横驰论；顾氏诸人则专精于先秦典籍之解剖。此则时代思潮与治学方法之进步。传统之学者，虽欲维护陈说，亦无可如何也。”原来二者都源于崔氏遗书和西洋史学影响。这两个源头冲击了中国史学研究的封建道统。从这点说两人是目的相同，是进步的，只是方法各异，因此不存在剽窃问题。 说到这里，使我想到同一课题，中外学者运用相同的资料，得出近似的结论，不止上述一端。据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记载，国学大师钱穆在经学的研究中，也有与日本学者本田成之的说法相同的地方。金先生的日记这样写道：日人本田之所撰《支那经学史论》有二译本，其孙亻良工译者，题曰《中国经学史》，附有注释，如细阅此作，颇多精辟之论，盖其分析之处多于综合，凡吾国含混立论之处，而此编皆详为疏解。如古无六经，而六艺之名起于汉代，《庄子·外篇》虽有六经之名，而亦秦、汉以后人伪讠乇，其论皆当。如钱寅四所论，既在本口之后，而其立说之精，亦来有以过此也。“金先生虽有此看法，但并未以偏盖全，在隔两天的日记中，对钱先生的《国学概论》则不乏溢美之词，这里就不摘录了。引这段话，只是想说明我国老一辈学者，如贺先生、金先生他们潜心治学，视野宽广，在评价中外学者的成就时不带偏见。贺先生在肯定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时，更揭露他们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实质，政治和学术的关系也是处理得是非分明的。 写到这里，我真盼望有一部客观公允，是非分明的学术史。内容有如贺先生在《图书的批评》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是一部促进学术进步的批评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