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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十月》杂志目录上仍然充满着新鲜的作者名字，寻找、发现新作者是几年来这本文学刊物始终坚持的路径。推介新作者实为其表，细察《十月》刊发的作品，不难发现其中贯穿暗含着编者和作家们对今天中国人关注的新问题和尚未被文学发现的新人物的探索，对于经久不衰的“城乡”、“日常生活”的主题，则力求寻找新颖的表达，近年来《十月》并不刻意地推出了“现象”型、“话题”性的作品，毁誉参半也好，众说纷纭也罢，它使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文学期刊仍然保持着严肃思考和迅速回应现实的活力和实践力。 石一枫的《地球之眼》无疑回应了文学界对青年一代作家“直面和书写”时代焦虑的呼唤，也是关于近年来文学界乃至社会大众的热议话题和重要主题“青年一代命运”的表达。三位北大毕业生的命运和抉择故事结构并不复杂，秉持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石一枫长于塑造人物，小说中的三个北大人富有广泛的代表性：安小男代表出身寒素的大学生，他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技术能力，却执著于道德和理想，绝不苟同于物质主义原则；李牧光是“拼爹资本主义”的富二代，精明、某种程度上地好义乐施，熟稔资本法则；叙事人“我”则是犬儒而迷惘的“大多数”的代表。随着小说的进展，三种阶层出身、三种价值观的北大人命运沉浮变迁和互相影响，安小男安贫乐道的人生结局和“我”对他的同情和认同，是作家对青年理想、追求和时代关系的价值判断。小说跨越了“中国”故事之界限，地球之眼既是隐喻——至高无上的道德审判的大他者，也是切实存在于互联网、全球资本与现代交通的真实境况，石一枫巨大的吞吐时代信息的能力令人惊喜。 本年度《十月》新开辟的“思想者说”栏目“旨在召唤文学与当代思想对话的能力，记录当代人的思想境遇与情感结构”。李零的《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与他近些年的研究一样，没有理学家的虚谈，没有空谈心性，没有琐碎无用的考据，乃是经世之学。李零从文化背景、学术方法、工作语言和研究方法几个方面细察细究法国汉学、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其中差异，指出更为“实实在在的不同”——观察角度、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学科的不同名称背后包含的是地缘政治与自我文化想象的大问题。杨庆祥的《80后，怎么办》是富有话题性的文本。杨庆祥具有敏锐洞察、勇气反抗周遭不平不义不正的“精英意识”，他也开启了2015关于青年人命运话题的热议潮流。代际视野的理论框架近十几年来被充分使用在文学批评之中，然而文学世界或曰话语实践与生活世界毕竟不是同质同构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转向之后，犬儒心态与历史虚无主义等文化现象并不独独属于某一代人，这些现象结构性地存在于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戴锦华称之为“历史的坍塌与扁平化”，“大时代”与“小时代”表意和体验差异之下牵连的是城乡差异、资本全球化、资源积累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在群己人我之间，在物证与心证中，今天的知识分子如何在经验、实践和理论的碰撞中触摸这些问题，尚需要更具有阐释力的言说方式。 城乡是为二元，兼具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城中有乡，城市中的过客、异乡人的无枝可依之感，大抵源自心中故土的召唤。乡中有城，远方的繁华都市隐隐地诱惑着乡土大地上的人们。留守、进城、回乡，构成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结构，从鲁迅的《故乡》开始，这一结构一用就用了近百年。然而，留守守的是什么，归去来兮的见闻和冲击是什么，流转迁徙的故事中包含着考察不同时代作家的标尺。罗伟章的《声音史》笔力诡谲地创造了一个留守的乡村异人，耳力惊人而善于模仿万物声响，以声音志“史”，以志乡村倾颓之史。然而，异人杨浪的口技记录下来的是破碎的乡村记忆，穷困、饥饿、无性、暴力，那些乡土中国内蕴的、原初的、具体的、鲜活的，只要从中习得了溶于日常生活伦理的情义和智慧，哪怕不识字的人也会知情达理的传统，几乎荡然无存。如果在今天吹奏乡村挽歌，我们可能需要比倾颓的记忆更多更深刻的呈现。钟求是的《找北京》看似一个外省的村里人来首都艰难走一遭的进城故事，然而这篇微凉而忧伤的小说并不这样简单，小镇上的母亲远娘带着弱智痴愚的女儿远巧过着辛苦而平常的日子，情感未泯的远巧爱上了电视上的“觉新”，于是，召唤她们前去首都北京的是一个痴女痴恋的荧幕虚拟人物。这是一种超越理性和逻辑的执念，无法遏制也必然无望，许多人对城市的迷、幻、执也是一种痴女痴恋。远娘和远巧毫不留恋首善之地的繁华热闹——实际上，她们“找上”北京，也仅是在胡同中过着小镇似的生活，她们对城市缺少探索和融入的兴趣和能力，然而作者颇具匠心地留下了与远巧相伴多年的母猫“小花”，小花走失在北京，乡镇与城市的暧昧纠葛并未也不会斩断。小昌的《小河夭夭》是回乡者的故事，“我”是并不带有城市“文明”、“现代”评判标准的叙述人，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是无力的审判者，却被美丽的女孩“丹丹”寄托了救赎的愿望，孱弱无能的“我”呈现着离乡进城人的某一种境遇，一种在城与乡之间的双重错位和失败感。 阅读2015年度《十月》刊发的小说，作家更倾向于寻找生活世界中的断裂、爆发、病症、变异性情节“抵抗”生活之庸常。然而，现代人已逐渐进入一种“生活世界”。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普通人看似自生自灭、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中，实有一种坚忍的力量在支撑，寻找到这种力量，普通人安身立命与自觉建构主体性的意义，在文学中以描述性的表达来指认这种力量，也是体认并呈现生活世界及其意义的努力，生活并不是自在自为的，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作品以“知”体察生活“不知”的莫可之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