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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中国敦煌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从研究的资料来看，经学为主，其他方面流落国外，这就加大了中国学人的研究难度，尤其是流落国外的文献，在近代多是文献的辑录，而对其利用和研究是在当代才开始 “敦煌自汉至唐，为中西交通孔道，外来宗教，如佛教、火祆教、摩尼教、景教，皆先后集于其间。唐代以来，写经之风甚胜，故敦煌石窟所藏写经最多，而敦煌学中为东西学人所最致力者，亦以宗教方面有最大贡献的著作。”(23)“敦煌的古藏书库，其所藏，在艺术上也大有价值，如绢画纸画及绣物等等；但其最大的价值，则在写本。写本之中，大多数为中译的抄本佛经，间有梵文书，吐蕃文书等。而在文学上最可注意者则为俚曲，小说及俗文，变文，古代文学的抄本等等。”(24) 但很多还没有进行研究，比如敦煌及周边地区出土的大量各民族语言的材料，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还未能完全翻译、解读，所以也未能利用这些民族的史料研究其本民族历史。事实上，近代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很广泛，但都还未进行深入研究，直到新中国，许多问题才得以深入、完备的研究，许多问题得以厘清。 （二）从研究的群体来看，研究队伍薄弱。当时的中国国内敦煌研究者人数较少，而且以北京学者为主 研究队伍薄弱，“‘敦煌学’在世界各名大学中已列为课程，但在中国因其中所藏之写经不存，地址又远在西睡，是以很少有人前往探究。”(25)“吾国学者，其选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26) 更缺乏合作交流研究，没有出现像日法学者伯希和、羽田亨共编《敦煌遗书》（东亚考究会，1926年）这样的合作研究。 （三）从研究的程度来看，注重辑录整理，缺乏深度的综合性研究 当时敦煌学者几乎都是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学者、专家，很少有单纯、专一的“敦煌学专家”，所以缺乏相互间的合作，国际间的合作研究更难提及。“夫敦煌在吾国境内，所出经典，又以中文为多，吾国敦煌学著作，较之他国转独少者，固因国人治学，罕具通识，然亦未始非以敦煌所出经典，涵括至广，散佚至众，迄无详备之目录，不易检核其内容，学者纵欲有所致力，而凭藉未由也。”由于治学者缺乏通识研究，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法，思考新问题等等乏善都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在近代中国，中国学者不仅创立了中国敦煌学学术体系，还有的将其升华到敦煌精神。他们认为“……从敦煌千佛洞所表现的伟大的亘古不变的人生的精神，就是艺术的精神，宗教的精神和民族的精神”叫做“敦煌精神”。“从千佛洞石窟整个艺术作品之精神的表现，是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的艺术，无论在塑像和壁画上面都充分地表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其生活上的原则和方式。我们顶礼着这一二千年文化艺术的光辉，虔诚地祷祝艺术生命和艺术精神之新生。”(27) 这种艺术性、创造性生生不息的敦煌精神将继续激励着当代人继续传承下去！ 注释： ① Dr. Stein's Two Years of Exploration.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41, No. 2(1909), pp. 94—99; Mr. Macartney, M. Aurel Stein, L. D. Barnett, Lord Curzou, Henry Trotter, T. H. Holdich, Sven Hedin.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 Discussio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4, No. 3(Sep., 1909), pp. 264—271M. Aurel Stein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34, No. 1, No. 3, 1909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1906-8(Continued); Aurel Stein. A Third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1913－16.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48, No. 2—No. 3, 1916. Aurel Stein, F. H. Andrews. Ancient Chinese Figured Silks Excavated by Sir Aurel Stein. Drawn and Described by F. H. Andrew. The Burlington Magazine for Connoisseurs, Vol. 37, No. 208(Jul., 1920), pp. 2—10；周予同《斯坦因氏与敦煌石室》（《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第9，10期）、吴金鼎《斯坦因敦煌盗经事略》（《国闻周报》，1930年第7卷第33期）、《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记》（王竹书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35年第9卷第5期）、斯坦因著《敦煌取经记》（贺昌羣译《小说月报》，1931年第22卷5号）、史泰英《敦煌秘藏运英记》（亚珞摘译，《风土什志》，1945年第1卷第5期）． ② 伯希和．敦煌石室访书记[J].陆翔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9(5), 1935: 3—27. ③ 译自巴黎1910年1月的《法属亚洲委员会会刊》，这是在法国各界于1909年12月12日举行的欢迎伯希和的大会上，伯希和在巴黎大学阶梯教室中所作的3年西域探险总结报告。 ④ （日）橘瑞超，橘瑞超西行记[M].柳洪亮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⑤ 陈万里．西行日记，朴社出版，1926. ⑥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J].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 (1)) ⑦ 救堂生．敦煌石室中の典籍[J].燕尘，2(11), 1909: 8. ⑧ 蔡元培．《敦煌掇琐》序，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1925. ⑨ 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J].中央亚细亚．2(4), 1943: 57. ⑩ 陈万里．西行日记[M].自叙，北平朴社出版，1926. (11) 高良佐．西北随轺记[M].建国月刊社，1936: 214—241. (12) 于右任．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J].文史杂志，2(2), 1942: 42. (13) 夏鼐．敦煌千佛洞史略[M].敦煌艺展目录，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8: 8. (14) 王子云．敦煌莫高窟在东方文化上之地位[J].国立西北大学校刊，35期，1948. (15) 劳贞一．敦煌石室的状况与其艺术[J].西北文化月刊，1(2), 1947. (16) 常书鸿．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J].新思潮月刊，1(2), 1946. (17) 刘尚德．艺术宝库——莫高窟[N].西北日报，1949－3－14. (18) 方回．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J].文史杂志，4(1), 1944: 50. (19) 北京大学．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 2. (20) 水天明．敦煌访古报告书[N].兰州和平日报，1948－11－15. (21) 可见中译本：（英）齐尔士著．千五百年前之敦煌户口册与中国史籍上户口数之比率[J].王庸译．东方杂志，25(4), 1928: 33—40. (22) 北京大学．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M].北京大学出版社，1948: 15. (23) 傅芸子．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J].中央亚细亚．2(4), 1943: 54. (24) 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J].小说月报，20(3), 1929: 476. (25) 卫聚贤．敦煌石室[J].说文月刊，3(10), 1943: 21. (26)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J].历史语言研究集刊，1930, (1). (27) 易君左．敦煌精神之发扬光大[N].兰州和平日报，1948－11－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