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文标题】A Review on Modern Dunhuang Studies 【作者简介】王旭东，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兰州730070；朱立芸，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兰州730070 王旭东（1964—），男，《甘肃社会科学》副主编，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社会政策；朱立芸（1963—），女，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地方文献整理。 【内容提要】 在近代中国，敦煌遗书发现的五十年来，经过中国学人的集体努力，从发轫、草创、最终到科学而完备的中国敦煌学研究体系逐渐形成，且形成了综合性、学术性、国际性等学科特点。尽管当时敦煌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资料上的局限，研究队伍的薄弱，以及缺乏综合性研究等。但在当时不仅形成了敦煌学，而且还形成了敦煌精神，并传承至今，生生不息，为当代的敦煌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 键 词】近代中国/敦煌学/敦煌精神 古代敦煌是中原与西域、中国与西亚乃至欧洲、北非交往的咽喉，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才使它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和中原王朝对外交往的窗口。在这个交汇着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的文化都会中，汉文化自汉代以来就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 敦煌学之产生源于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和敦煌莫高窟石窟艺术的研究。 敦煌石窟是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敦煌莫高窟是全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处石窟艺术遗存。它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美术史具有重要价值（有人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美术博物馆），还为研究音乐舞蹈史以及古代生产、生活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保存了珍贵的图像材料。 宋元以后，莫高窟逐渐衰落，不再为世人所知。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总数达6万件以上。涉及诸多民族文字，内容也极其丰富，涉及历史、地理、考古、语言、文学、美术、音乐、体育、舞蹈、建筑、民族、宗教、民俗、天文、历法、医学、数学等多门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之一。此外，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自此，世界各国所谓的学者、探险家纷至沓来，取走大量的文物、经卷。在那样一个社会民变、匪患等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更由于当时清政府的无能和地方官府的保护不力，中国学者才有意识着手辑录、研究敦煌文献，临摹和保护敦煌石窟雕塑，逐渐形成中国自己的敦煌学。 一、近代中国敦煌学发展历程 （一）1900—1909年中国敦煌学发轫期 这一时期是敦煌文献的发现与劫掠时期，几乎未进行研究，但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了对千佛洞的研究，为以后的敦煌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藏经洞发现以前，我国学者主要是对千佛洞作了记载和研究。如：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漋，就写过《游千佛洞》等诗，对敦煌艺术推崇备至：“窦启琳宫现，沙凝法象填”，“神工劳劈划，匠手巧雕镌”，“大地形容盛，灵光绘画宣”，“庄严挥四壁，妙善写重颠”。清乾隆年间，安西观察副使常均考察敦煌，写了《敦煌杂抄》《敦煌随笔》；嘉庆年间，著名西北史地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在其《西域水道记》卷三“哈喇卓尔所受水西源党河”条下，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也曾至莫高窟巡礼，写了《千佛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并叙述了莫高窟的碑石和有关历史。1879年，匈牙利地理学会会长洛克齐在我国西北考察期间，曾浏览过敦煌千佛洞，并于1902年在汉堡的东方学家大会上介绍了莫高窟美术，有人认为这是对敦煌艺术的最早评述。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1902年，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从敦煌县令汪宗瀚那里得到一些藏经洞发现文物。他在《语石》卷一《吐蕃一则》中说：“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九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眵，豁然开朗，始显于世。中藏碑版经象甚夥”，“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象两轴，写经五卷。”汪宗瀚“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并曾建议将藏经洞发遗书运至兰州保管。 1907年6月，英国人斯坦因买通了当时看护敦煌藏经洞的王道士，将12大箱近万卷写本、绘画、织物等珍贵文物运出了敦煌县城，从此，这些文物就再没有回来①。 而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②。“对于汉学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些无法估价的财宝。当然，其中的许多写本是佛教的，但也有历史、地理、哲学、经典、纯文学、各种契约、租约、逐日所作的札记。”③ 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剩余藏经洞18箱文物运往京师图书馆。这18箱文物，也仅仅才8000多卷。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500余卷文书④。 1914年，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从王道士手里用500两银子弄走570卷文书。 1914—1915年，俄国地理学会派遣的以奥登堡为首的第二次中亚考察队到敦煌剥走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一些塑像。其拿走的藏经洞遗存文书具体数目不详，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敦煌古代文献和以敦煌名义编号的中国其他地区的古代文献总数近两万号。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到达敦煌得到藏经洞文书三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胶布沾走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导致珍贵的千年壁画受到了永久性的摧残⑤。 至此，藏经洞足足四万多卷的古代文献大部分被劫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文献的流散，使此后一百年间中国学术界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陈寅恪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之说⑥，正是百年来中国学人的内心感受。 （二）1909—1925年中国敦煌学草创期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辑录整理、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对文献进行一定研究。 1909年8月中旬，法人伯希和盗劫敦煌遗书之后，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⑦ 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敦煌文献。当时在京学者如罗振玉、王仁俊、蒋斧、曹元忠、王国维等，都前住伯希和寓所参观、抄录和拍摄。罗振玉根据这些资料，于1909年11月刊行的《东方杂志》6卷10期上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向国人介绍了敦煌石室藏书及其发现的情况，记录敦煌遗书12种和书目31种，对个别遗书作简要说明，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整理编目。之后，他怀“耿耿此心”又在《东方杂志》第6卷11、12期上发表了《莫高窟石室秘录》一文，是对前文所作的补充。“此篇叙述较详且确，并有考证语”，不久又在两文的基础上写成《鸣沙山石室秘录》一书，约于1909和1910年初印行，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遗书刊布和大规模研究与介绍的开始。他又和蒋斧、董康、王国维等一起，将伯希和所带敦煌文献编成《敦煌石室遗书三种》一书于1909年11月刊印，此书所收均是唐人手写的古籍，或是不同的传本，或是久佚之书。每书录文排印，附有辑者或蒋斧的考证和校记。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6册），收录了敦煌文书30篇，都作了按语（另有8篇无录文，只有按语），于1909年9月石印刊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敦煌文书资料集。蒋伯斧的《沙州文录》等也于1909年出版。我国敦煌学研究史的第一页，就这样在1909年揭开了。 1909年敦煌学的帷幕拉开以后，我国学者整理刊布的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书籍和学术论文便接踵而至。主要有：刘师培据伯希和寄赠照片刊布《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种（1911年），这是最早的敦煌文献提要之作。还有《石室秘宝》（民国初年，存古学会辑）、《鸣沙石室佚书》（1913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佚书续编》（1917年，罗振玉辑）、《鸣沙石室古籍丛残》（1917年，罗振玉辑）、《摩尼教入中国考》（1923年，陈垣著）、《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王国维著）、《敦煌零拾》（1924年，罗福葆辑）、《沙州文录补》（1924年，罗福苌辑）、《敦煌石室碎金》（1925年，东方学会编）等。 在罗振玉等人的大力奔走呼吁下，1910年清政府学部才将劫余遗书8000多卷运到北京，交由京师图书馆保存。该馆组织人员将这批遗书整理编目，于1911年至1912年编出了一个“草目”“详目”，李翊灼编了《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这是敦煌文献专题目录编纂之始。1922年起又由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和俞泽箴在检阅8000余卷全部遗书的基础上，至1924年编成《敦煌劫余录》一书。1929年，陈垣又将此稿加以修订，这是第一部著录敦煌遗书规模最大的分类目录，1930年由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出版。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认为此书是“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王国维于1920年发表的《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1920年第17卷第8期），简要地评介了10余种俗文学作品。这是第一篇对敦煌文学作系统介绍、评说的论文，也是敦煌学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学的专作。它开启了其后大规模敦煌文学的研究。 这一阶段，刊布和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四部书，尤其是经部和子部。在研究上的主要方法是考证经卷文献本身，还未进行理论上深入分析和研究，并对文献以作跋、按语和提要等形式加以研究。如王国维《唐写本韦庄秦妇吟跋》《唐写本云谣集杂曲子跋》；陈寅恪的《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敦煌本唐梵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刘师培的《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1911年第7卷第1期）等，文献的来源主要是伯希和敦煌劫卷，也有少数斯坦因劫卷。 （三）1925—1941年中国敦煌学创业期 这一阶段我国许多学者到国外查抄敦煌资料，并利用广泛的国内外的资料进行专题研究。 这一阶段开始的标志就是刘复（半农）《敦煌掇琐》的出版。《敦煌掇琐》是作者直接从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文献中选录的文献资料集。继刘复之后，胡适、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陆续赴巴黎、伦敦调查、拍照、抄录、收集敦煌文献。这样拓展了敦煌研究资料来源，开阔了敦煌研究的视野。如罗福苌《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和《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伯希和氏敦煌将来目录》（《国学季刊》1卷4号，1923年）；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两卷（北平：北平图书馆，1936、1941年）《巴黎伦敦所藏敦煌残卷录十二篇》（《图书季刊》新1卷1期，1939年）；劳贞一《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说文月刊》3卷第10期，1943年）；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1卷第4期，1939年），《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新中华杂志》5卷13号，1937年）；伯希和《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陆翔译《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1期，1934年）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掇琐》。《敦煌掇琐》共收敦煌文献104种，分小说、艺术、宗教等17类，是刘复在巴黎图书馆根据原卷抄录的，开从国外抄录、翻拍敦煌遗书的先河。其“上集是文学史的材料，中集是社会史的材料，下集是语言史的材料”。所涉小说、杂文、小唱、诗、艺术、家宅田地、社会契约、讼诉、官事、婚事等等，“一是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的断片，一是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⑧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史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同时，我国学者加强了国内北平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1935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金祖同《流沙遗珍》（1940年）等。而罗振玉又推出了《贞松堂藏西陲秘籍丛残》（1939年），影印出版了自家搜集、收藏的敦煌文献，其中亦包括一些与历史有关的文书（有些已公布过录校本）。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本2分，1930年）和《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本1分，1939年）。 其中《敦煌劫余录》收集了北京图书馆藏8679卷的有关情况，详记每卷的起讫、纸数、行数和第次，在附记内还移录有题记和卷子的残缺情况。王重民先生曾评价说：“这样细致、渊博而又正确的目录工作，不是任何人所能作的”。“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并呼吁国人利用敦煌文献以研究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陈寅恪不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被外国“探险家”搜掠一空，剩余的尽是些糟粕。认为“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白化文先生在高度评价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的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几个大问题：“头一个大问题是，卷背文献多未见诸著录。另一个问题是，具有学术提要性质的是‘附记’，可并不是每号卷子都有。……再一个问题是，提要中多未录原卷题记。从敦煌学研究的实践来看，学者多认识到题记的重要，希望提要内转录题记。”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7年）辑录写经题记464则，收录敦煌文献99种，则是作者从中国国家图书馆辑录而得。这些辑本注重社会经济文献和通俗文学作品的收集，收录范围大大增广。所以白先生认为，《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是《敦煌劫余录》的补苴工作之一。 这时期的敦煌文学研究颇有成就，如向达《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和《论唐代佛曲》（1929年）、郑振铎《词的启源》和《敦煌的俗文学》（1929年）、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年）等论述了敦煌遗书中的民间文学作品，包括白话诗、歌辞、赋、变文、词文、话本等。尤其是变文研究，如王重民的敦煌本《王陵变文》（《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10卷第6期，1936年）、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7本3分）等，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后大多收录于《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这时期，也开始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如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商务印书馆，1943年）、《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本1分，1930年）皆是代表之作。尤其是归义军和金山国的研究，有了此时敦煌史料的利用，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如孙楷第《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图书季刊》3卷3期，1936年）、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北平图书馆馆刊》9卷6期，1935年）、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 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东方杂志》第28卷第17号，1931年）首次向国人对敦煌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与展示，通过对伯希和《敦煌图录》376个洞窟的壁画的介绍，使国人对千佛洞的内容和结构有了大体的了解。这表明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已由敦煌文献扩大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使人们对敦煌学这一概念的认识也逐步深化。 这一阶段，我国敦煌研究者不少人曾赴英、法两国去了解敦煌文献的情况，查抄遗书，拍摄照片，编辑目录，题写序跋，“经国人之抄录影照，多已完备；北京、伦敦、巴黎三处目录，经国人之整理经眼，亦将祥备。”⑨ 国内外的资料广泛搜集，扩大了研究视野，并且学者突破四部书，人们开始利用中外所藏敦煌文献进行多方面专题研究，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关于归义军历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关于唐代法制文书的研究，唐代俗文学研究，文字、音韵研究，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研究，关于唐代地志的研究，对敦煌艺术的初步介绍与研究，等等。研究的主要方法不单是考证文献本身，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一变成为利用新资料，用比较科学的新方法，进行有真正意义的专题研究，因而水平大为提高。 （四）1941—1949年中国敦煌学形成期。 在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美术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历尽艰辛，纷纷奔赴敦煌进行考察，对敦煌的古遗址、遗物和敦煌石窟进行了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整理，对其历史、文物及其价值做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对壁画进行了临摹、展览、介绍，并且利用敦煌文献进行多方面学科研究，最终形成了中国的敦煌学学科体系。这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 早在1925年2月，在藏经洞发现25年之后，陈万里作为北京大学的代表，跟随华尔纳到敦煌进行考察，他感叹到“敦煌千佛洞中壁画，包含史料，至为广漠。非竭多数人之才力，穷长时间之研究不为功”，并号召将来成立“有组织、有计划、有各种专门学者分工担任之中国敦煌考古队”⑩。1936年6月，国民党政府委员邵元冲到敦煌参观莫高窟、阳关等古迹，随行高良佐著书，对莫高石窟艺术记述颇详(11)。1937年5月，中国建筑学家梁思成到敦煌，考察莫高窟古代建筑。李丁陇于1938年冬到莫高窟临摹绘塑，完成了《极乐世界图》临摹草稿和大批单幅画，并于1939年8月在西安举办了“敦煌石窟艺术展”。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率高一涵、马云章、卫聚贤等人到西北敦煌考察，深感莫高窟的现状岌岌可危，“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12)。“民国三十二年教育部收千佛洞为国有，就地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千佛洞的历史可以说是进了一新阶段了。研究所的初步重要工作是在保存方面。”(13) 终于在1943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为所长，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儒侗、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来到这里工作，他们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和保护做出了杰出贡献。1941年，艺术家王子云领导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抵达敦煌进行考察(14)，他们踏察洞窟，抄录碑文，研究壁画，打开了敦煌研究的新局面。何正璜成文《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1943年）介绍了他们考察情况，该文分“敦煌莫高窟之沿革及现状，佛洞之格式及布置，敦煌艺术之作风，洞窟之编号及专论”等，对当时莫高窟作出较为详尽的考证和记述。被敦煌学史研究者认为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也就是在这一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偕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学生孙宗慰等来到敦煌，清理了309个洞窟，进行编号，对壁画进行了临摹复原，并在成都、重庆、上海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展，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同时还出版了《敦煌临摹白描画》《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积极宣传和保护敦煌艺术。陈寅恪高度赞扬了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天才特具，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在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在宁夏、甘肃一带考古，并至敦煌对敦煌文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943年，画家吴作人、关山月、赵望云等先后到莫高窟考察，临摹壁画，著文介绍敦煌石窟艺术。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到敦煌考察，其中的美术工作者曾在重庆沙坪坝举行过敦煌临摹的壁画展览。 随着美术家到敦煌的考察、临摹，敦煌艺术的研究达到了高潮，“敦煌壁画和塑像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史的奇观。”“在敦煌石室不仅看出中国绘画各代的演变，并且还看出许多交流的影响。”(15) 如关山月《敦煌壁画的作风》（《风土什志》1卷5期，1945年）、傅振伦的《敦煌艺术论略》（《民主与科学》，1945年第1卷第4期）、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文化先锋》5卷24期，1946年）、宗白华《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观察》1948年第5卷第4期）、范烟桥《中国艺术之宫—敦煌》（《中美周报》，1948年第291期）等，都是从宏观上探讨敦煌学艺术的文章。而陈觉玄《从敦煌莫高窟壁书中所见到的佛教艺术之系统》（《风土什志》，1945年第1卷第5期）、震雷《敦煌的佛教美术》（《艺术家月刊》1946年第1期）等更为微观的探究敦煌艺术。 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实物与文献相结合，石窟与经卷相结合，开拓了敦煌研究的新途径。如向达《玉门关阳关杂考》（《真理杂志》1卷4期，1944年）和《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5卷4期，1944年），开辟了利用敦煌文书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踏勘研究敦煌史地的新途径。董作宾《敦煌纪年——敦煌石室写经题记年表》（《说文月刊》3卷10期，1943年），开始尝试利用敦煌写经题记考察敦煌莫高窟窟寺之创建与寺观之名以及敦煌世族。史岩《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比较文化研究所、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博物馆联合出版，1947年）收录106窟题识940条，对莫高窟供养人进行了汇录。 这一时期，敦煌地区这些考察和考古活动，增加了不少新的实物资料，大大超越了原有的敦煌遗书，研究范围进一步较前扩大。同时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了建立敦煌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开始有意识地从事本学科的建设，如傅芸子的《敦煌学三十年》是第一篇敦煌学发展史的系统总结。同时，西南联大也开设了“敦煌学导论”课程。这样从敦煌遗书的研究、敦煌史地的研究，再到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上的研究，最终于此时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中国的敦煌学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