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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丹(1975-)，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2002级博士研究生，从事隋唐五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2 尚永亮(1956-)，男，河南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2 【内容提要】 五四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建国后的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的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文革”时元稹研究曾一度停滞不前。新时期至八九十年代，涌现一批成果，但90年代的成果中有一些精品。新世纪初，学界主要关注元稹生平、节操、创作及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关 键 词】元稹研究/百年回顾/生平/品节/创作/理论/反思 元稹在文学史上与白居易并称“元白”，他在诗歌、小说的创作与文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就，是中唐文坛一颗明亮的星辰。生前，他是人所仰望的才子，身后，他也始终是论者关注的对象。在上个世纪，学术研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学术界对于元稹的研究也由片语式的评论渐趋细致、深入、全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关于元稹的相关论文有228篇，研究专著5部。（注：本文的统计数字来源于罗联添《唐代文学论著集目》，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增订再版；中山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编《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83-2001《唐代文学研究年鉴》：“中国期刊网”；《全国报刊资料索引》等。专著不含诗歌选本。）简单的统计情况见下二表： 表1（研究成果数量统计简表）（注：“＋”号后为专著数量。） 研究时段成果数量研究时段成果数量 研究时段成果数量 1920-19291 1950-195912+11977-1979 4 1930-19393 1960-1966 21980-198999+2 1940-19492 1966-19761990-1999 59 小计 6 小计 14+12000-200346+2 小计 208+4 从表1对研究成果的数量统计来看，元稹研究在五四到建国前的30年间，成果只有6项，是现代意义上元稹研究的开创期。建国以后，研究范围渐渐涉及元稹品格与《莺莺传》，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是此时最重要的成果。“文革”十年，受政治气候影响，元稹研究停滞不前。“文革”以后，元稹研究经过70年代末三年的短暂恢复期，从8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整个80年代共产生了101项成果，然而由于人们的思想刚刚解放，研究成果中一些激情研究的产物，最终证明不过是学术泡沫。90年代成果数量虽然明显减少，但学者们更能踏实作文，涌现了一批角度新颖、富涵学术价值的精品。新世纪伊始，元稹研究挟百年余威，再度抬头，短短四年已经产生46篇论文，年平均4.6篇，超过了上世纪80年代年均10篇的最高记录。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界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元稹生平状况、节操品格、创作及理论以及作品整理等方面，以下本文将分别探讨。 表2（主要研究问题分布统计随表）（注：若论文涉及多个主题，但非总论，则重复统计。） 研究时段 总论生平品格诗歌创作诗歌理论文莺莺传作品整理 1920-1929 0 0 0 0 10 00 1930-1939 1 1 0 1 00 00 1940-1949 1 0 0 1 00 00 1950-1959 0 0 110 00 20 1960-1966 0 0 0 2 00 00 1977-1979 0 2 2 0 00 00 1980-1989 4152826 21106 1990-1999 1 5 714 53183 2000-2003 0 8 512 23 2 14 小计731 43 6610430 23 生平行迹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前，很少有人对元稹生平进行专门探讨，只在几种文学史、诗歌史中做简单介绍。50年代，学界在研究元稹小说《莺莺传》的同时，才开始对元稹本人的生平事迹进行探讨。孙望《〈莺莺传〉事迹考》（注：原刊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1950年版，后收入作者论文集《蜗叟杂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一文中附有《元稹事迹简谱》。汪国垣《唐人小说》中也附有《微之年谱》（一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另外，苏仲翔在其选编的《元白诗选》（注：上海春明出版社1956年版，后中州书画社于1982年重印，更名《元白诗选注》。）后也附有《元白简谱》。这些成果还不太细致、深入，发明也不太多。真正开始比较系统地考察元稹一生行事的学者是卞孝萱，他的《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版）将元稹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以及前人的研究与评述都汇为一编，为后人开拓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有32篇，全部作于新时期，涉及到元氏的家庭、行迹、交游等问题。 关于元稹的家庭情况，学术界在他的原配夫人是谁上曾有过争论。闻国新《白居易与元稹》一文（《山花》，1980年第2期）认为元稹原配夫人为谢氏，刘维治《元稹原配夫人是韦氏而非谢氏》（《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则针对此文进行辨正。元稹与第二个夫人裴淑结婚的时间地点，学界旧有二说：一为元和九年前在江陵府，宋邦绥据元稹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之句“嫁时五月归巴地”提出此说。二为元和十二年五月在通州，陈寅恪《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注：收入《元白诗笺证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中提出此说。卞孝萱《元稹·薛涛·裴淑》（《四川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3期）指出二说皆误。他根据白居易《寄蕲州簟与元九因题六韵（时元九鳏居）》及元稹《酬乐天寄蕲州簟》两诗认为“元和十一年初元稹尚未与裴淑结婚”，又据元稹《景中秋八首》之一、之四，指出“元和十一年秋已与裴淑结婚”。至于地点，卞文根据《祭礼部庾侍郎太夫人文》认为“元稹由通州赴涪州，与裴淑结婚”。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元稹在兴元及来回途中所写的数十首诗的系年及地点等，吴伟斌《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唐代文学论丛》总第九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卞说提出了商榷。《景中秋八首》之一有句“啼儿冷秋簟，思妇问寒衣”，吴氏认为“啼儿”即裴淑之女樊，此时为元和十一年暮秋，可知两人结婚最晚也在元和十一年底。又据白居易《寄蕲州簟与元九》元稹《感梦》等诗证明元稹十月赴兴元途中尚未结婚，从而得出“元裴结婚在元和十年十月元稹到兴元之后至是年年底前”，而地点只能在兴元。此外，卞孝萱的《元稹家庭真相》（《历史研究》1979年第4期）通过对元稹家庭成员年龄的排比，发现元氏几兄弟是同父异母，元父死后，大兄二兄的无情迫使元稹与其母离家过了数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元和十年，已由监察御使贬为江陵士曹参军的元稹又出为通州司马，直至元和十三年冬。元稹在通州的时间并不长，但这四年既是他诗歌创作的丰收期，又是他现实主义诗歌理论的确立和发展期，因而学术界对他通州时期的行踪事迹十分关注。卞谱对于元稹通州时期的行止、创作考证甚详，但吴伟斌多有异见。吴文《关于元稹通州任内的几个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期）首先指出元稹赴通州时并无归田之举。其次，元白此时不应有诗文唱和。第三，卞谱认为稹于元和十一年夏赴兴元治病，十二年九月回通州；吴则认为稹赴兴元在元和十年十月，回通州则在十二年五月。此外，文中还对李六、李十一、李忠州究竟是谁提出了异议。卞谱将元酬白之作根据白寄赠诗的写作年月，一一对应系于四年中的各个时期，吴文《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元稹年谱〉献疑之十一》（《南昌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元稹通州时期的行踪及与白的联系，认为卞谱的编年与事实不符。事实是“今存元氏通州任内的31首酬白之作，大部分应是其十三年初32首追和诗中的作品”。此外探讨元稹通州期间生活行事的论文还有陈正平《元稹在通州》（《唐都学刊》1996年第12期）、吴伟斌《元稹通州行踪考述——〈元稹年谱〉疏误举证》（《海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 卞孝萱《元稹与两浙诗人》（《浙江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1期）是较早对元稹交游情况进行考辨的文章。此后吴伟斌在《元微之诗中“李十一”非“李六”之舛误辨》中指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所说元稹《与李十一夜饮》及《赠李十一》诗中的“李十一”应为“李六”（即新授忠州刺史李景简）的说法不能成立。作者认为“李十一景信不是‘白居易从江州遣来之至书邮’，而是‘自忠州访’微之的友人”，“李十一景信并没有‘早到江州随白氏’，白氏在江州所寻之‘李十一’也不是景信。”后来王拾遗在其《元稹主要交游考》（上下篇分载于《宁夏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1、2期）中也持相同看法。除此之外，王文还考察了元稹与杨巨源、李绅、李景俭、刘禹锡、柳宗元、吕温、韩愈等人的交游唱和情况。21世纪有周桂峰《元白交谊论》（《淮阴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金卿东《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陈才智《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再辨》（《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等三篇文章，金文以为两人相识于贞元十六年，陈文对其文进行辨正，提出五条理由，认为王汝弼在《白居易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贞元十九年的旧说实在不容推翻。 品节研究 元稹是文学史上争议较多的作家，而后世人们争议的焦点又在其政治品节和生活品节两方面。长期以来，人们对元稹政治品格大多持非议的态度，其原因主要有：一是认为元稹反对永贞革新，一是他晚年依附宦官崔潭峻、魏宏简及严绶而“变节”。进入20世纪新时期，渐渐有学者对传统说法提出异议。 关于元稹的永贞革新态度，吴伟斌在《元稹与永贞革新》（《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一文中，首先指出元稹《论教本书》并无反对永贞革新之意。经过考察，吴文认为元稹不仅“政治主张与永贞革新的主要内容大致相符”，而且“永贞革新失败后，元稹与其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并对支持革新的唐顺宗表示“钦慕”，而“对宪宗镇压革新的行为则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关于元稹与宦官的关系，王拾遗《元稹生平考略》（《宁夏教育学院学刊》〈文科版〉1983年第4期）、董乃斌《元稹其人》（《文史知识》1985年第1期）、卞孝萱《元稹评传》（《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5期）等文都认为是元稹依附了宦官，是政治上的屈服。但冀勤、吴伟斌等持反对意见。冀文《说元稹的政治品格》（《光明日报》1986年7月29日）认为元稹在江陵时，严绶、崔潭峻与他是“上下级关系”，他在此期间的行止并“没有一件是损害人民利益的”，“也没有丧失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没有改变他正直孤傲的性格”。吴文《也谈元稹的“变节”真相》（《复旦学报》〈社科版〉1986年第2期）则认为元稹在被眨期间政治气节未变，只是斗争方式有所改变，而这两者是不能等同的。吴伟斌还有《元稹与唐穆宗》（《贵州文史丛刊》1988年第1期）《“元稹献诗升职”别议》（《北方论丛》1989年第1期）两文是针对《旧唐书·元稹传》所载崔潭峻于长庆初献元稹《连昌宫词》而使之返朝为知制诰事进行辨正。二文指出元稹此次升职与宦官无关，起决定作用的是穆宗。穆宗起用他的原因是他的诗名以及与自己施政意图相符的“休兵”主张；同时，元稹是宦官吐突承璀排挤的官员，穆宗对他的任用也有打击宦官的考虑。此外，吴伟斌还有《元稹“劝穆宗罢兵”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2期）《元稹与穆宗朝“消兵”案》（《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2期）等文，都是为元稹的政治品格辩护的。胡振龙的《后世非议元稹晚节原因初探》（《殷都学刊》1988年第4期）在不否定元稹与宦官的交往的前提下，阐述了他对元稹晚节的看法，他认为元稹颇有政治才干，晚年政绩卓著，主张停止用兵河朔也是审时度势之论。文章还从传统文化心态的角度指出了历来人们偏爱白居易晚年洁身自好而非议元稹“谋道不择时”的锐意进取的偏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中唐为“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尚永亮《元稹品节片论》（《唐都学刊》1992年第8期）一文即以此论为基础，对诸多史料详加辨析，承认元稹有依附宦官的行为，但认为他是善于利用不同之道德标准以应付环境的“巧者”，惟其“巧”，故能在贬所和返朝后与诸宦官相得无间，身进名遂。而“巧”非“不肖”，故对待朝政弊端和社会恶习，元稹能严正而不徇私情。元稹虽然“巧”过，但大体上还是有操守的，仅因与严、崔有交往即遽斥其政治变节，理由还显得不够充分。 在生活品节方面，元稹因与薛涛的关系复杂难明，而受人诟病。20世纪，许多学者沿袭《云溪友议》、《清异录》、《牧竖闲谈》中的传统观点，认为元稹在蜀时与薛涛有来往，甚至有暧昧关系，因此对其生活品节表示不满。张蓬舟《薛涛诗笺·薛涛传·元薛因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即认为元稹最初爱慕薛涛，后两人相见亦相爱，最终元稹用情不专，而薛涛终身未嫁。邓剑鸣、李华飞在《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4期）中也认为二人在梓州确曾相见并相爱。苏者聪《元稹在男女关系问题上“一往情深”吗？》（《光明日报》1985年7月2日）则指出“宪宗元和四年至长庆元年”，元稹与薛涛一直保持着“不正常的关系”。朱德慈《元薛姻缘脞证》（《成都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则以“诗证”、“史证”、“他证”力证元稹与薛涛之间确实有过无果的爱情。对于此问题，卞孝萱、陈坦、冀勤、吴伟斌等学者持反对意见。卞文《元稹·薛涛·裴淑》（《四川师院学报》〈社科版〉1980年第3期）认为严绶时任右仆射，不在成都，不可能遣涛侍稹，元薛之间只有“唱和关系”而“未曾会晤”。陈坦的《〈薛涛与元稹的关系问题及其他〉一文辨误》（《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也不同意二人有过爱情关系。冀勤《元稹道德品格之我见》（《文史哲》1987年第3期）主要针对苏文进行商榷。文章开列了元稹恋爱，婚姻的时间表，用事实说明元稹并非“轻薄放荡、好色成性”。作者还指出，评价古代作家时必须有足够材料依据，并顾及作家当时的“是非标准”。吴伟斌接连发表了《元稹与薛涛——兼与苏者聪同志商榷》（《牡丹江师院学报》〈哲社版〉1986年第3期）《也谈元稹与薛涛的“风流韵事”》（《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3期）等文章，认为历来关于元稹轻薄好色的说法并无可信根据，并于后文对此事全面探讨。他还认为现存元薛唱和诗“实为他人伪作”，而薛涛的《赠远二首》“实与元稹无涉”。 针对元稹受到的苛责从古到今不见衰歇，吴伟斌作有《元稹评价纵览》（《复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5期）一文，从“同时代人们的赞誉与攻击”、“史书不公正的述评”、“《元白诗笺证稿》的失误”等方面追踪元稹研究史，剖析其发展演变的轨迹，从另外一个角度蠡探这位著名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文章认为，“历代人们贬诽元稹的根本原因，完全是由于史学家们没有对有关元稹的第一手资料认真研究、仔细鉴别，过分相信了对元稹贬诽的虚假材料，从而做出了不符合元稹生平的结论。后世人们又盲从了史书的现成结论，并据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诗歌创作研究 20世纪前半期出版的一些文学史对元稹的诗歌从整体上做了简单的评价。对元稹诗歌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开始于30年代陈寅恪发表的《读连昌宫词质疑》、《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等系列论文以及40年代的《古题乐府笺证》、《艳诗及悼亡诗》、《连昌宫词》等三篇文章。在他的影响下，50年代以后，学界对元稹的诗歌开始了深入地探讨。 “文革”之前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当时通行的几部文学史中。中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将元稹单列章节，对其《连昌宫词》等作品评价甚高，但认为讽谕诗成就不及白居易，其诗“最好的是古今艳诗和悼亡诗”。此史还指出其爱情诗《春晓》“是《会真记》的张本，值得在文学史上着重提出”。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认为是元稹先注意到李绅的《新题乐府》，“对新乐府运动的开展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但行动则不如白居易坚决彻底，且元诗内容的广度深度，人物的生动性都不及白，“这主要决定于他的世界观”。此外游史特地指出其悼亡诗“属对工整，而又如家常话”，“对于律诗的通俗化有一定影响”。这一看法与文研所《文学史》中对《春晓》诗的关注都隐微地透露出研究者已经开始注意元稹在整个文学史发展流程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再是就元诗论元诗。 进入新时期，对元稹诗歌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渐渐夥够，关于元稹诗歌的研究论文中，只有14篇作于1978年之前，其余全部产生于新时期。70年代末到80年代，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裴斐的《元稹简论》（《光明日报》1985年3月12日）、卞孝萱《唐代次韵诗为元稹首创考》（《晋阳学刊）1986年第4期）、梁超然《元白四题——与裴斐先生商榷》（《语文园地》1985年第8期）等。百年以来，裴斐是较早对元稹诗歌个性有所关注的学者之一，他的《简论》一文重点谈的不是元白之同，而是元白之异，其文主要探究诗史称“元白”而非“白元”的原因：一以元白唱酬固以次韵见重，而次韵不独自元始且为其所长。二以“淫靡”本为元白共有，李肇《国史补》却独加于元，可见元之艳诗影响更大。卞孝萱文用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考证，得出了“元和五年元稹在江陵府所作《酬乐天书怀见寄》等五首诗，是元白之间‘次韵相酬’的开始”这一结论，从而使宋程大昌关于“唐世次韵起元微之、白乐天”等比较笼统的说法得以落实。梁文“题四：说元稹之淫靡”，是针对裴文所云“‘淫靡’即李戡所谓淫言媒语”，提出不同的看法。梁文认为李肇所云“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均指艺术风格，而“淫言媒语”则指内容，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卞孝萱、刘维治《元稹评传》（《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1982年第5期）对元稹创作成就的论述也比较妥帖，他们从乐府诗、艳诗与悼亡诗、次韵排律等三个方面论其诗歌创作成就，指出“在平易坦荡中呈现出丽艳华美”是元稹独有的诗歌艺术特色，这又体现在浓墨重彩的画笔，曲尽其情的铺叙，具有感染力的细节刻画，富有情趣的比兴手法，酣畅淋漓的自由抒写等五个方面。学者吴伟斌多年来致力于元稹研究，不仅努力为其品节问题做翻案文章，对客观评价元稹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也用力甚勤。其文《元稹诗歌艺术特色浅析》（《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3期）、《试析元稹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北方论丛）1986年第4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浅析》一文认为元诗艺术特色体现在浅切，语言通俗自然、朴实明快，含蓄有味，感物寓意，浪漫色彩的表现手法等方面。《道路》一文把元稹的创作分做三期，以元和年间为其现实主义创作的全盘时期，也是最重要时期。文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所谓“元和体”诗歌，就元稹来说，主要是指“包括新题乐府诗在内的讽喻诗”及“小碎篇章”和排律，正是元稹等人的这些诗篇，在唐代文学史上形成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局面。将“新乐府”纳入“元和体”，虽然有待商榷，但其提法大胆，敢于向传统观念挑战的勇气令人赞叹。 进入90年代以后，学术观念的开放和方法变革使得学者们思路大为开阔，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这尤其体现在对元稹诗歌创作的研究中。吴伟斌《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海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6期）认为元稹对中唐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无论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与参加，诗歌内容的变革，诗歌理论的提出，诗歌唱和形式的创新，还是对唐文、尤其是对当时制诰文的弃旧图新，以及对唐传奇的发展繁荣，成绩是显而易见的，贡献是毋庸置辨的，其在中唐的主盟者之一地位，也是无可置疑的。尽管文章因为展开的面很宽，对有些方面的论述在深度上略有不足，但文章显露出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以及试图将作为个体的诗人置于整个时代的文学乃至文化中去考量的气势。许总的《浅俗表意与浓郁伤情：论元白两面性人生与心态》（《陕西师大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4期）将时代的文化风尚和个人的经历、心态等纳入观照视野，指出由于元白直接参与了元和年间的政治革新，强烈的务实精神渗透于诗歌创作，促使其讽喻性诗作在“直表政治主张中务浅求近”，又由于中唐俗文化的兴盛及其避世心理，元白的闲适诗也表现出乎易通俗的风貌；另一方面，由于人生挫折、思想变迁，其诗歌又充盈着浓郁的感伤意味，浅俗表意与浓郁伤情构成了元白艺术世界的整体。此外胡振龙的《试论元稹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年第6期）是从美学的角度来探讨元稹的诗歌创作，姜峰的《“元白”传统与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江汉论坛》1999年第10期）则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蒋济永《“在”的意义与追问：元稹〈行宫〉新析》（《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更是利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做了一次存在主义解诗尝试。这些论文都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或者有着开阔的视野，或是选择了新的切入点，或是选取了新的关注视角，或是使用了某种新的理论，但由于作者们以深厚的学养为基础，而非生搬理论，哗众取宠，因而这些论文都在新人耳目的同时，大大深化了对元稹诗歌的研究。 诗歌理论研究 从上世纪初至今，关于元稹创作理论的研究论文共有10篇，第一篇就是胡适之《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浙江图书馆报》2,1928年8月），观点与其《白话文学史》一致，认为和白居易的主张同属为人生而作文学，是一种写实主义，其观点代表了解放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普遍认识。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此时出版的批评史、文学史的相关章节，专门论文则较少见到。以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注：《中国文学批评史》早期分上、中，下三册出版，上册（先秦——隋唐五代）出版于1964年，此据该书1987年1月统一重出版《说明》。）及游国恩、文研所文学史为代表，普遍认为元稹“和白居易一样”提倡讽喻诗和新乐府，对新乐府创作在中唐的盛行有重要的作用。同时，特别指出元稹对杜甫的评价在文论史上的重要性。可以说，80年代之前，对元稹创作理论的探讨多是作为白居易文学主张的附属而略加关照，系统性和深度都有欠缺。 如果说80年代之前，学界对元稹文论的观照主要着眼于与白居易的相同之处，那么80年代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元白的不同之处。比如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注：见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元稹的诗论与“元和体”的文学思想》，P365-37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也认为元稹对历代诗歌的发展评价，“不像白居易那样片面”：他对汉魏诗歌较多肯定，尤其对建安诗歌做了合乎实际的评价，对两晋文学也能客观评价，对唐代诗歌，元稹肯定了沈宋在律诗创作上的贡献，也对杜诗的艺术成就做了十分全面、深刻的概括，认为他是集历代诗歌艺术之大成的伟大诗人，他的评价成为杜诗的接受史上重要一环。虽然与白居易同样认为杜优于李，但元稹以为所优之处不仅在于“风雅比兴”，更在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而脱弃凡尽”，可见他对诗歌的近体格律、艺术技巧是比较重视的。张著还特意提出元稹对“元和体”的定义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也认为元白在提倡兴寄、写时事上一致，而对待诗歌的艺术要求则有所不同，比如在论杜时，元稹并不像白居易全以兴寄为标准，而是从其艺术的兼备众体说的。王运熙《元稹的诗歌批评》（《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2年第2期）一文把元稹的诗歌批评分为两个部分：在对自己诗歌的评述中，一面理智地强调讽喻诗的重要意义，一面情不自禁地沉醉于抒写日常情致的古诗和律诗。在对杜诗的评论中，他对汉魏六朝诗做出了评析，对李杜两大诗派做了比较，其李杜优劣论对后世影响颇深。此文观点亦见于其参与撰写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相关章节。王氏尚有《元稹李杜优劣论和当时创作风尚》（《上海文化》1994年第1期）一文，把元稹的文学观念和当时文学乃至文化的风尚潮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使得文章较之同期同主题论文视野扩大，而且更具有说服力。关于元稹诗歌理论研究的论文不能不提到钱志熙的《元白诗体理论探析》（《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1期），文章首先介绍元白诗歌体裁分类理论并做比较，同时对白居易称古体为“格诗”的原因做了探讨，然后依据元白自述，研究其尊古轻律思想的实践历史，并以两人为典型透视唐诗体裁系统中古近两大类体裁的关系，最后研究元稹的近体诗理论，并探讨元白近体艺术风格与此种理论的对应性，对唐宋两代诗人在近体方面的不同艺术标准这一问题也有涉及。钱文首次对元白的诗歌体裁理论及其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论述，并指出其在诗体理论的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新世纪元稹诗歌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开了一个好头。 《莺莺传》的研究 在元稹创作中，除了诗歌以外，传奇《莺莺传》是元稹的重要作品，它对后世小说、戏曲的创作具有深远影响，因而在20世纪也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学界探讨的主要问题是创作时间、张生是否元稹自寓、崔张悲剧的原因、人物形象分析等。 关于写作时间，学界存在两种说法：一是贞元二十年九月说。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认为元稹与张生年龄相等，结婚时间相同，所以张生即元稹自寓，继而将元稹与张生合而为一，根据元稹的年龄与结婚时间推出《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P9-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王季思《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卞孝萱《元稹年谱》都同意此说。一是贞元十八年九月说。孙望《〈莺莺传〉事迹考》、吴伟斌《〈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都持此说。吴文首先认为《莺莺传》是传奇小说，不等于史传，是允许虚构的。张生的形象中或许有元稹的影子，但影子绝非元稹本人。继而指出陈寅恪以元张同龄，是来源于王性之《微之年谱》，而王谱本身有误，不足为证；再证元稹结婚时间是贞元十九年，而张生贞元十八年成婚，并不同时，推翻陈氏之说。之后通过对元稹、白居易、李绅、杨巨源、韩愈等的行踪和《莺莺传》情节的考察，认为应该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 张生为元稹自寓，此说始于宋人赵令畤《侯鲭录》卷五云：“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20世纪从始至终都有学者力主此说。如50年代之前的鲁迅、陈寅恪、刘大杰，80年代之前的卞孝萱、孙望，80年代之后的程国赋等等。但随着学术界思想的开放，越来越多的学者力图突破传统观点的束缚，寻求事实的真相，于是产生了另一种观点，即张生只是元稹塑造的艺术形象，并非本人。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刘明华《也说元稹的不白之冤》（《读书》1988年第5期），黄忠晶《对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的质疑》，谢柏梁《元稹〈莺莺传〉非文过饰非》等文皆否定自寓说。吴伟斌在此问题上也颇为用心，连续撰写了《“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再论张生非元稹自寓》（《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2期）、《论〈莺莺传〉》（《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三论张生非元稹自寓》（《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等文章，皆认为：张生绝非元稹自寓，在张生形象中确有元稹影子，但影子不等于本人。“仅仅根据作家塑造出来的小说人物之行踪，勾勒作家生平、甚至编入年谱，写入传记，并以此抨击作家的人品，显然是难于服人的”。并于《质疑》中将自寓说的论据归纳为十条，论条反驳，论述周详，颇能服人。20世纪末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史》是目前较为通行的文学史，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鲜明的立场，即：自传说是不妥的，“只有把它作为真正的文学创作来理解，才不至于损害它的审美价值，缩小它的思想意义”（第四编第九章《唐传奇与俗讲变文》，第二卷P392，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关于造成崔张爱情悲剧的原因，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较早的观点有陈寅恪提出的唐代门阀制度说：其《读〈莺莺传〉》（《元白诗笺证稿》）指出“由于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而莺莺出身寒门，因此“极热衷巧宦”、“欲以直声升朝之际”的元稹抛弃莺莺，造成悲剧也是必然的。刘大杰、孙望、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侯忠义《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等都同意此说。曹家琪《崔莺莺·元稹·〈莺莺传〉》（《光明日报》1954年9月13日）将原因归之为元稹的热衷巧宦。他认为莺莺出身并不低贱，只是家道衰微，“以‘热衷巧宦’的元稹来看，寡母孤儿在当时是无权可借的。元稹要留着‘婚’作为取得‘官’的本钱”，这才是他抛弃莺莺的原因。霍松林《略谈〈莺莺传〉》（《光明日报》1956年5月20日）和王瑜《元稹〈莺莺传〉悲剧结局新探》（《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则认为造成两人悲剧的是封建礼教，崔张的分手是“情”“礼”矛盾冲突的结果。而姚瑾《试论〈莺莺传〉崔张离异的原因与性质》（《西南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一文则认为张生之所以抛弃莺莺是其落后而卑鄙的女性观使然，他的性格中除了有渴望美好爱情的一面，更有轻视女性，甚至视女性为玩物的一面，最终造成悲剧的就是他性格中这恶劣的一面，而不仅仅如陈寅恪所说外在压力或名利观使然。 关于莺莺的形象，陈寅恪《读〈莺莺传〉》释“会真”为“遇仙或游仙之谓”，疑鸳莺为“酒家胡”之类的娼伎，后人蔡鸿生《从小说发现历史——〈读莺莺传〉的眼界和思路》（《中华文史论丛》第62期）认为陈氏以训诂学与文化史融合的方法释“会真”之义，以“在史中求史识”的方法探索“始乱终弃”的社会根源，从唐代文化背景推测莺莺之氏族，是独具只眼，直中要害。而反对娼伎说的有黄中晶《对陈寅恪先生〈读莺莺传〉的质疑》（《江汉论坛》1989年第8期），周振甫《〈读莺莺传〉献疑》（《文学遗产》1992年第6期），欧阳江琳《为莺莺正名：论元稹笔下莺莺形象兼评“娼妓说”之失》（《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等。关于莺莺形象的艺术分析，有周亮《一位戴着封建枷锁追求爱情幸福的女性——论〈莺莺传〉中的崔莺莺》（《唐山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范林芳《一个闪耀着独立人格光辉的女性——从〈莺莺传〉崔张离异谈起》（《贵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等文可资参考。 作品整理情况 对元稹作品系统地整理出版，开始于解放后。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印行《元氏长庆集》（60卷），系据明弘治元年(1488)杨循吉传抄宋本影印，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了以此为底本，冀勤点校的《元稹集》。此本在广泛钩沉史籍后，续补了诗一卷、文一卷，作为外集七、八两卷。最后附录五卷，收有关于元稹的碑传和《长庆集》的序跋、书录，并唐、五代人有关元稹的诗文资料，书末附篇目索引。附录和索引的设置使著作除了本身具有学术价值之外，更极大地方便了元稹的研究，此书一出，便成为学界作相关研究的必备。在其基础上，相继有杨军的《〈元稹集〉误校误改例析》（《古籍研究》1997年第4期）、《〈元稹集〉点校中的讹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6期）、《〈元稹集〉断句之误例析》（《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6期），周相录的《〈元稹集〉标点举正》（《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总第359期）、《中华书局〈元稹集〉的音韵学质疑》（《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元稹集〉误校考略》（《霍松林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校正性论文问世，2000年中华书局为《元稹集》出版了修订本。2002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杨军的《元稹集编年笺注》（诗歌卷），此作仍以杨本为底本，重新校勘，以冀勤《元稹集》为参考，吸收了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元稹年谱》、吴伟斌对卞谱的系列疏误补正之文，以及周相录关于《元稹集》的举正之文的研究成果，对元稹诗歌详加校勘，引征典实，诠注词源，审慎编年，成为新世纪元稹作品整理的重大成果。这是元稹集的第一个笺注本，研究元稹的新局面，必将随着它的问世而渐渐出现。 回顾后的思考 回顾百年来的元稹研究，我们发现，学术论争贯穿了上世纪的后半期：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有卞孝萱对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商榷，80年代有裴斐与苏者聪、梁超然等的争论，90年代则有程国赋与吴伟斌的争辩，杨军、周相录对冀勤《元稹集》的指误校正以及贯穿了整个新时期，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的吴伟斌对卞孝萱《元稹年谱》的献疑辨正等，而论争中涉及到的元稹的道德品格、张生是否元稹自寓、元稹与薛涛的关系、元稹与宦官的瓜葛、元稹通州行止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元稹诗文的系年校勘也更趋近于历史真实。可以说，元稹研究是伴随着学者间的争论和商榷走到今天的，有了这些争论和商榷，我们的研究才能达到今天的深度。学术论争，是科学研究的催化剂，我们希望，更多纯粹的学术论争能够继续推动元稹研究的进程；我们还希望，这些论争，意气之争与哗众取宠之心能少一些，再少一些。 一百年的丰硕成果的确令人欣喜，但我们也应清醒地意识到，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仍然很多。元白研究的冷热不均有目共睹，元稹研究成果本来在数量上、质量上逊于白居易研究，而仅有的228篇论文中，合论元白者就有46篇，约占总量的21%，这固然可有元白友情深笃，创作与主张皆有相似之处，诗史上也素称“元白”等诸多说辞，但笔者以为，元稹之所以在诗史上能占有一席之地，所凭者绝不仅仅是与白的相同之处，他所具有的“个性”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而作为专业的研究者，我们除了关注元白的共性之外，对元稹在诗歌发展史上的个人特点和独特影响力不能再继续忽视了。 另外，元稹诗歌研究的论文许多是结合对元稹生平、品节的评价，纯粹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研究的并不多见，即使有，涉及的也只是悼亡诗、唱和诗以及《连昌宫词》、《行宫》等名篇。不仅在诗歌种类上存在研究的空白区，从总体上对元稹诗歌艺术特色进行探讨的也成果寥寥，甚至有在同时期彼此抵牾的两种观点并存的情况：一说元诗丽绝华美，一说朴实明快，这只能说明我们对元稹诗歌的艺术特色把握并不全面、深入、准确。白居易谈到元稹的文学成就时说：“制从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元稹之文，尤其是制诰文，在当时颇有影响，而10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仅有4篇，这种轻忽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对于盛行诗坛的“元和体”诗歌，虽然争论至今，却仍然不能有明确的定义。而对某些问题忽视或胶着的同时，一些老问题仍然有不少学者在谈，观点雷同，缺乏新意，对学术研究殊少贡献，这尤其体现在《莺莺传》的研究中。 走过一个世纪的研究历程，我们的积累日益丰厚，我们的脚步日益稳健，但我们更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目前的研究现状与元稹在文学史上具有的地位并不相称。曾经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过去，而种种的遗憾与不足将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