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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三月，康熙大帝玄烨第五次巡视江南，命江宁织造曹寅刊刻全唐诗，以翰林彭定求等十人分校。五月，曹寅在扬州天宁寺组建唐诗局，制定全书凡例，开始校刊，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月，全部刻成，“装潢成帙，进呈圣览”（《全唐诗进书表》）。编成共九百卷，收诗49403首，句1055则，作者2576 人（不计神鬼怪等）。应该说，清编《全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确是一部颇具规模的断代诗歌总集，但在书成之始，已经给当时及后世留下一些遗憾和难解之谜，对它的研究和整理，也是从书成之日起就开始了。当时，著名学者朱彝尊寓居江南，受曹寅邀请至扬州辑《两淮盐志》，到康熙四十七年八月告成二十卷，在此期间，曹寅曾当面请他补缀《全唐诗》，朱彝尊指出，在第十一函七册无考卷孙元晏以下，43人的官职并非无考，并列出《全唐诗未备书目》达149种，但已经装潢成帙，业经进呈， 故有“成事不说”之叹，见《晨风阁从书》中《潜采堂书目四种·全唐诗未备书目》后冯登甫跋。此书经康熙“御定”，清代二百年中无人敢于批评，乾隆时修四库全书，对此称赞不已，推崇备至：“是编秉承圣训，以（胡）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得此一编，而唐诗之源流正变，始末厘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既博且精者矣。”但是，就在同时，日本学者根据海外东瀛所存的文献典籍，开始了《全唐诗》的补逸工作，可以说是对此书作整理研究的第一人，这就是日本富山藩教授市河世宁。 市河世宁（1749—1820），字子静，又字嘉祥，号西野，别号宽斋、半江，称小左卫门，日本《事实文编》卷四九有林衡撰《市河子静墓碣铭》，云其先为甲州武田氏支族，世居上州甘乐郡南牧山中。“子静少志学，不愿终老于畎亩，负笈游学，业成名腾。会昌平学员长缺，正良公（林衡祖父）以子静补之。居五年，以病解去。宽政三年（1791年），富山侯闻其名，征为黌舍教授，在职二十馀年，至文化八年（1811）以老致仕。”市河世宁治学精敏，尤长于诗，著作除《全唐诗逸》三卷外，尚有《日本诗纪》五十卷、《陆诗意注》七卷、《陆诗考实》三卷、《宋百花诗卷》、《金石私志》、《青蚨私志》各六卷，《半江暇笔》五卷、《琼浦梦馀录》一卷、《诗文集》十卷。晚年编《上毛志》未竟而卒，门人私议谥号文安先生，葬于都城北谷中村本行寺中。市河世宁终于文政三年（1820）七月十日，林衡之墓铭撰于该年十月，而《全唐诗逸》早在天明八年（1788）淡海竺常已为之撰序，日本当代学者平冈武夫教授，曾叙述此书传入我国的情况，说：“《全唐诗逸》三卷，市河世宁（1749—1820）编。世宁号宽斋，上州人，是昌平黌的都讲，汇集遣唐使和留学僧带来的唐人诗句，在中国已佚，仅传于我国者，编成《全唐诗逸》，上册45人， 诗22首，句124；中册80人，诗12首，句139； 下册收无名氏的作品和《游仙窟》中的诗和李峤的诗，共有诗38首，句16。各篇记其所出，其用意正确，《全唐诗》中无此，出版也很不容易。其子米庵精心书写了版纸，半叶11行，行21字的版式，也用软字书体，仿《全唐诗》。友人下田衡出资，在文化元年（1804）刊行，我们用的就是此版本，米庵另作副本，给中国人，经鲍氏之手，于道光三年（1823）刊刻，收入《知不足斋丛书》。”此文见平冈武夫主编《唐代的诗人》序说中。《知不足斋丛书》为乾隆年间鲍廷博辑，其后人鲍志祖续辑，将诗逸三卷刊入丛书第三十集中，署名为“日本上毛河世宁”，显脱“市”字，此误一直沿袭到中华书局排印本至今。《全唐诗逸》共收诗人128人， 其中82人为《全唐诗》所无，收诗72首，句279则。《全唐诗》成书后，补辑唐诗之举， 首功应推日本学者，时当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三年之间。 从今天唐诗辑佚已经取得的成就看，市河世宁所补之数量并不多，但它在学术上的意义却是发人深思。唐时，日本不断派遣唐使及留学僧，返回时带走大量的诗卷、佛经及字画，故唐代诗人的作品，有些已亡佚于中国而存于彼。《全唐诗逸》的辑成，使后人将研究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海内，更要关注海外的汉籍及学术动向，而且不只对唐代文学典籍的流失有辑补之意义，对唐以后宋、元、明、清各代总集的整理，也有着普遍的广博的意义。 二 乾隆四库馆臣叙及《全唐诗》时，曾说“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那么，在扬州诗局刊刻《全唐诗》时，是用了内府所藏的一部唐诗总集呢，还是用了内府所藏的各种唐诗别集？终清之世，此谜未曾解开。辛亥革命，清廷逊位，武进陶湘受命整理故宫图书，在殿本书库发现了一部《全唐诗》，他著录说：“全唐诗七百十七卷，康熙年季振宜据钱谦益稿本重编，墨格写本，季振宜有序，一百二十册，原藏太极殿。”（载《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至此，这部内府所藏的《全唐诗》才渐露面目。1937年俞大纲到故宫图书馆，阅读胡震亨《唐音统签》时，也看了季振宜这部书，他写下了《记唐音统签》一文，刊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三分卷上，但是，真正对《全唐诗》底本的研究，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我将在本文第四节再谈。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对《全唐诗》的补遗又有所进展，青年学者王重民远涉重洋，在伦敦、巴黎查阅了收藏在欧洲的大量敦煌残卷遗书，同时从中辑录唐人佚诗。而国内学者孙望先生也着手从《永乐大典》及野史、笔记、小说、诗话中搜求，并得到一些清中叶以后发现的唐集，如吕从庆的《丰溪类稿》45首，有些是域外汉籍，如高丽活字校印本之《桂苑笔耕录》二十卷。王重民是从1934年开始这项工作，孙望是在芦沟桥事变时，举家流徙、奔走西南途中，而从事辑补的。1982年在西安成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时，在杨虎成将军公馆旧址“止园”，孙望先生曾漫话唐诗，追忆当年工作的艰难。王重民、孙望的辑补直至八十年代初，将近半个世纪。而当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间，国内对《全唐诗》研究质疑，出现了一个小高潮。闻一多发表《全唐诗校读法举例》，载北京《文哲月刊》一卷五期，刘师培有《读全唐诗书后》，收入《刘申叔先生遗书》四十《左庵集》卷八。1939年2月，岑仲勉写成《读全唐诗札记》，说：“开卷之际， 觉篇章复累，小传疏舛。”1941年李嘉言发表《全唐诗校读法》，载当年《国文月刊》。这批文章主要指出《全唐诗》编得草率，考订未精，误收甚众，作者小传生平失实，校勘误字，作品张冠李戴等。在此议论的基础上，1945年李嘉言草拟了《改编全唐诗草案》，从校订、整理、删汰、补正四个方面，提出对《全唐诗》的改编计划，后于1956年发表在12月9日《光明日报》上，并说改编之计划， “决非一人之精力所能为，宜由专门学术机关，聘请专家多人，共同研究之”。此文发表后，立即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支持，王仲闻、丁力接连撰文，见1957年1月6日、4月7日《光明日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平冈武夫教授亦从海外来信，赞注此举，并先后寄来所编《唐代的诗篇》、《唐代的散文作品》等。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全唐诗》，以“王全”笔名写了点校说明，王是王国维的长子王仲闻先生，全是当时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的傅璇琮，璇谐音全。在点校说明中，将《全唐诗》的缺点归纳为五类，一、误收、漏收。二、作品作家重出。三、小传小注舛误。四、编次不当。五、其他，注出处之误，讹字夺字等。最后指出，“这部《全唐诗》实有重新加以彻底整理的必要”。这时，原文化部齐燕铭部长，责成中华书局负责整理出版三部总集，即《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词》及重编之《全唐诗》。中华书局即与开封师范学院（即今河南大学）联系，由李嘉言、高文教授组成唐诗研究室，于六十年代初开始了基础资料的准备工作，完成《全唐诗首句索引》，但不久，此项工作就被迫全面停止。 然而，当时日本学者在战后经济恢复的艰难时期，却进行着《唐代研究指南》等十几部索引的编制，其中《唐代的诗篇》就是在扬州诗局《全唐诗》的基础上，又参阅了相当数量的唐诗总集与别集，而编成的唐诗大型研究资料索引。涉及唐代诗歌总集、选集、合集有《文苑英华》、《唐文粹》等17部，史籍《旧唐书》1部，唐代诗人别集约有151部，且多为善本珍本，另外尚有唐宋人的笔记小说、诗话野史、地志、僧传以及金石碑帖书画艺术类图书38种。关于编集这部索引的目的，平冈武夫在序中说：“唐代是中国人文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唐代文化最大的成就就是唐诗。……可是，在此以前，作为研究资料，综合性有见地的整理唐诗，还不充分，所以研究有很大的不便。因为在未整理的情况下，工作是不容易做的，除数量过多之外，各个作者、篇目、内容等等方面，还有版本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相当难以开展工作。而我们想在被充分整理过的基础资料上，来开展自己的研究，不管有怎样的困难，都不能回避，立志编集此书的原因就在于此。”在同时编成的《唐代的诗人》序中，又谈到《全唐诗》的整理问题，说：“以《全唐诗》编成之时起，已经过了两个半世纪，其间，也向学术界提供了更完全的版本，敦煌的调查业已进行，无论对作者还是作品，已经进行了大量的出色研究。无论在未收诗篇的增补上，还是在版本的校订上，即无论是在量的方面还是在质的方面，都有待定本的再编集。”可以说，日本学者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已经预见到唐诗的新编，而且为此做了大量细致的学术准备工作。 三 七十年代后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也和科学技术一样，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唐诗的研究，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进展尤为突出。这期间，唐代文学的工作者，已进入对历史文献系统全面的挖掘整理阶段，贯穿着对历史的整体审视，趋向于综合精深的探索。在学风和研究方法上，极其重视史料的占有和分析，力避空谈，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更讲求典籍文献的综合及准确详实，追寻着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同时并不只停留在烦琐的资料考证上，而是明确地朝着综合研究、总体突破的方向踏踏实实地前进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是国内唐诗学的繁荣时期，首先表现在对唐代诗人的生平研究上。《全唐诗》中的作者，有很多不能确知其年代生平，即使是一些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如李颀、王昌龄、刘长卿、钱起等，其生平事历依然存在许多待解之谜。因此，对唐代诗人生平的研究，始终是唐诗学中最重要的课题。这方面的工作，以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为代表而形成一代潮流，这部专著虽然只收27篇论文，考证了唐代32位诗人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其研究视野却远比前代宏大宽博。这部著作完全立足在古代文献坚实的基础上，对于唐代作家作品和文学风格流派的形成原因，及其创作活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经济、科举制度、地理、宗教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分析，正如周勋初先生所说：“傅璇琮以为研究唐诗必须考查清楚每一位诗人的生平，还应注意群体的活动，因此对于揭示唐诗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学集团和风格流派尤为致意。每立一论，必辑集丰富的资料，驳正旧说的迷误。这在当时来说，确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又说：“对于转变学术风气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见周勋初著《当代学术研究思辩》）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亦说：“他越出了个案考辨的范围，从个案考辨通向了整体研究。”（见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唐诗论学丛稿》罗宗强序）。傅璇琮着眼对旧说进行辩证，广徵博引史料，考订诗人生卒、仕履、交游、著作，揭示当时诗坛的文学流派，订正作品写作年代。如对刘长卿两遭贬谪的时间、原因、事件、人物及影响，不只驳正了姚合《极玄集》及《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的疏漏，且大量补充了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之不足。同时，傅璇琮组织国内唐诗学界的力量，对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做全面校正笺注，探索材料来源出处，纠正史实错误，补考原来未备的事迹及其诗集的著录存佚。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唐才子传校笺》四册。这部书无疑是国内一批学者，对唐代诗人生平所做的高层次整体水平的考证，是有组织有明确目的的一项学术研究活动。后来，陈尚君、陶敏又对前四册中不足之处进行补正，出版了第五册。同时，为推动唐代诗人生平研究，充分掌握第一手史料，编集有关的文献资料索引亦是势在必行。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傅璇琮、张忱石、许逸民编），就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之一，本索引涉及83种古籍，收录唐五代人物近3万人， 是唐代文学工作者案头必备之工具书。以后出版的方积六、吴冬秀编《唐五代五十二种笔记小说人名索引》，更拓展了文献材料库。而周勋初主编之《唐人轶事汇编》，以唐宋人撰写的杂史、传记、故事、小说为主， 涉及263部，是研究考证唐代诗人必读之书。这期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祖撰主编），是对整个唐代诗人研究学术成果的一大总结，这两部大辞典分别收录唐代诗人近四千人，每人以《辞海》式列出条目，叙述其生卒年、字号、排行、籍贯、郡望、科第、仕历、交游、著作等情况，言必有据，并注明文献资料出处，对《全唐诗》及《全唐文》的作者生平小传，从整体上有重要的突破，是体现当代研究水平的学术成果。同时，在唐代人物考证方面，先后尚有两部专著，一是吴汝煜、胡可先著《全唐诗人名考》，一是陶敏著《全唐诗人名考证》。唐诗诗题中的人名，不仅涉及到唐人的字号、别称、行第、官职、籍贯、郡望、谥号等，而且大多数还涉及到家世、氏族以及唐代的典章制度、地理方志、金石碑刻、佛经僧传等，工作量大且难度很深。这两部人名考，大量汇集了历代和当代唐诗、唐史的研究成果，在考订辨伪上，陶敏考尤其出色。 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较突出的表现在对唐代史料的系统掌握和深入整理研究上，同时，唐代文学领域尚有一些力作，如郁贤皓著《唐刺史考》，是继前人《登科记考》、《郎官石柱题名考》、《唐两京城坊考》、《唐方镇年表》、《唐仆尚丞郎表》后的又一部史学著作，却完成于唐代文学研究者手中。尊重史料的原始性和可靠性，进行缜密细致的考证，是这一时期共同的特点。出版界亦紧跟研究形势，文物出版社《千唐志斋藏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唐代墓志汇编》等，对考辩唐代诗人的生平则更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对《全唐诗》的补佚，是八十年代唐诗整理研究中更为突出的又一个方面。王重民从敦煌残卷中辑录佚诗，陆续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第三辑、《文物资料丛刊》一辑和《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四辑上，其中最著称的是辑出晚唐韦庄的《秦妇吟》，并据九种敦煌写本校勘。这时孙望的《全唐诗补逸》及安徽大学童养年的《全唐诗续补遗》完成，以上三种由中华书局于1982年刊出《全唐诗外编》，合计935人， 其中395人《全唐诗》无，诗2170首，句600则，是继日本市河世宁之后，至八十年代在唐诗辑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这时，上海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已经着眼于唐宋文献及域外汉籍的搜集披览，在《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翰林学士集》中，发现有成批逸诗。当时孙望先生对此发现亦十分重视。以后，中华书局约请陈尚君对《全唐诗外编》进行修订，同时，更广泛搜罗群书，在两年多时间，又新增逸诗4663首、1199句，诗人1191人，并删去外编中的误收重出之作，增写了十馀万字的修订说明和校记，合称为《全唐诗补编》，共收诗6327首、句1505则，约相当于《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诗人1600多人，其中新见者900馀人，约相当于《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可谓洋洋大观。 1992年11月在厦门国际唐代文学会议上，样书刚一露面，立即受到海内外唐诗学者的称赞，至此，《全唐诗》的辑佚历经了二百八十馀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补编之博已远远超出前人，在工作过程中，陈尚君涉猎群书约五千余种，其中仅地志即翻过二千几百部，而日本、韩国等所藏之汉籍，多是前人所未曾披捡，如日本尾张国真福寺原藏唐写本《翰林学士集》、唐写本空海《性灵集》、《新撰类林抄》残简、日本藤原公任（966—1041）撰《和汉朗咏集》，高丽李仁老《破闲集》等。 补编所收诗必注典籍出处，书中对诗人生平之考订、诗作互见之鉴辨、诗题诗句之校勘皆十分精审，一批罕见书所载之轶事亦适当录取，日本学术界对此书评价很高。 四 辛亥革命以后，武进陶湘以及俞大纲，都在故宫发现了季振宜的唐诗写本以及胡震亨的《唐音统签》，但是这两部书的面目如何？在《全唐诗》刊刻中起过什么作用？并无人认真研究过。1979年《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2期，刊登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员朱家溍（字季潢）的两篇文章，介绍了故宫藏足本《唐音统签》全帙与季振宜写本《全唐诗》。1980年，南京大学周勋初教授在《文史》第八辑上，发表了《叙全唐诗成书经过》，详细论述了季振宜《全唐诗》的出现与汩没，揭开了扬州诗局迅速刻成《全唐诗》的秘密。在此期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影印出版了季振宜《全唐诗稿本》七十一册，对于研究季氏纂辑唐诗提供了第一手珍贵资料。以后周勋初在台湾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了《季振宜唐诗的编纂与流传》，河南大学佟培基在1983年2 期《中州学刊》上发表《季振宜与全唐诗》，以后又写成《全唐诗工作底本探秘》，刊登在《文史》第43辑，对扬州诗局用作工作底本的季氏唐诗抄本，进行分析研究。季氏唐诗在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上海发现，购藏中央图书馆，后留藏北京，书面扬州诗局编臣朱笔题批很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季稿基础上，改写诗人小传，校勘诗集，辨别重出误收诗，增补集外佚诗残句，厘定全书编次，发写发刻，其编纂工作进程各个环节大略可见。总结其中的功过得失，对今天新编唐诗总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南京大学严杰博士，在季振宜稿本的基础上，探讨了其中一些诗集的底本情况。苏州大学罗时进博士，对康熙扬州诗局十位编臣的情况略作叙述，发表了《全唐诗十编校叙录》一文，揭示出他们的家世、生平、科第、仕宦、著作等情况，尤其对他们在扬州参编《全唐诗》的活动及康熙命曹寅所组成的工作班子，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使我们能更全面的认识扬州诗局的人员组成素质及其工作状况，这些都代表着九十年代初期的研究成果。 对《全唐诗》中重出误收作品的甄辨，是与诗人生平考订、诗篇辑佚鼎足而立的三个重要问题之一，现代学者如闻一多、岑仲勉、李嘉言等，或多或少论及此题。六十年代初期，河南大学唐诗研究室即着手普查《全唐诗》中的重出诗篇，编成《全唐诗重篇索引》，1964年交中华书局，后未能出版，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刊印。此书列出重出作品六千馀首，有关作家七百馀人。1984年，复旦大学陈尚君完成《全唐诗误收诗考》，列出非唐五代诗626篇，作家99人， 其中对《全唐诗》无考作家李谨言、王揆、赵湘、令狐挺等一批宋人的诗考订，尤见学术功力，而对中唐周渭诗，混入北宋时周渭诗，更具灼见，全文刊《文史》24辑。这期间，唐诗学界对唐代诗人别集中之重出作品，甄辨论文甚多，如吴企明先生《钱起钱珝诗考辨》、《樊川诗甄辨柿札》等，对整理《全唐诗》中的重出，卓有建树。以后，河南大学佟培基完成了《全唐诗重出误收考》，1996年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唐诗》中重出误收总计达6859首，句178则，涉及唐代906家，而误收尚有北周弘执恭，隋薛道衡，宋何蒙、王禹偁、刘宾、程俱、王安石、朱熹、姜夔、罗大经、周端臣，元萨都刺、虞集、丁鹤年，明戴表元、史瑾、刘崧、张以宁、汪广洋等作家。 八十年代末，国内新编唐诗之议起，1989年4月， 在河南大学召开了新编的学术工作会议，国内部分唐诗研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学者一致认为，修订改编《全唐诗》已经不能适应当代学术总集的要求，在近三百年来唐诗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吸收今人的研究成果，新编一部唐诗总集，书名叫《全唐五代诗》为宜。提出应充分发挥国内唐诗学界的整体实力，形成有效的组织形式，立即开始新编的准备工作。1989年傅璇琮在《文学遗产》第四期上发表了《关于全唐诗的改编》，认为新编全唐诗的时机已经成熟，并详细论述了新编的学术质量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这篇文章基本上概括了这次会议的共识。1992年3 月，陈尚君、罗时进发表了《全唐诗的缺憾和全唐五代诗的编纂》，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56期。《全唐诗》编成至此已285年，在这期间，新出现的古籍为数甚巨，很多是扬州诗局编臣所未曾见，十位编修官虽皆有才学，但多数人皆不以校勘考订见长，所以《全唐诗》缺收、误收、互见迭出，校勘粗疏，不注出处，小传简陋，又编次不当，故严重影响唐代诗歌总集的学术质量。文中说，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全唐诗》已不能适应当前的需要，重新编一部能反映当代学术水平的唐诗总集，与目前《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宋诗》、《金元诗》、《全明诗》等古代诗歌总集成系列，已是唐诗研究工作者的共识。并认为应当充分利用存世文献，重新编《全唐五代诗》，在辑佚、校勘、辨伪、小传、编次等方面超越前人。1993年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将《全唐五代诗》列入重点规划项目，以苏州大学、河南大学为基地，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陈尚君任主编承担此项目。主编委员会讨论制定了详细的编纂凡例和工作细则，并邀请国内40馀名唐诗专家学者，分工点校各集。现已完成四部群书、佛道两藏、金石方志、敦煌遗书及部分域外汉籍的资料普查，约八千种文献图书，录出资料卡片6万馀张。至1996年底，已编成初、盛唐700馀家二百三十卷诗稿，即将付梓。本世纪末，《全唐五代诗》将在全国唐诗学者集体努力下，以全新的面貌取代清编《全唐诗》。而《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明诗》、《全清词》、《清文海》等诗文总集，亦将大部分问世，届时，全世界将以新的目光认识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会自豪地大步跨入二十一世纪，开创新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