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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学子读书治学的推荐书目（亦称导读书目），追溯其历史，最早的可能要算是敦煌遗书“伯2171号卷”子《杂钞》中的一个“唐末士子读书目”。该目共收书25部，以问答的形式出现。据王重民分析，该目虽说比较简单，但“密切结合着当时的实际情况，挑选了当时社会上最实用的书籍通行的注本，正是适应着当时一般读书识字的人的需要而编辑出来的。”（注：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132页。）其后又有元代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明末清初有陆世仪开列的《十年诵读书目》、《十年讲贯书目》、《十年涉猎书目》，清代有李顒的《读书次第》和龙启瑞的《经籍举要》。至光绪元年张之洞委托缪荃孙撰写的《书目答问》更是影响深远，鲁迅尝言：“我以为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注：鲁迅《读书杂谈》，见《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3页。）《书目答问》不单是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名著，而且因其为一大批后学指点学术迷律，故它在近现代学术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光绪十八年，梁启超撰写《读书分月课程》，分为“学要十五则”，“最初应读书”和“读书次第表”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将西学书与经、史、子、理学书并列，是这一推荐书目承前启后的特点。 到20世纪20年代，推荐书目更层出不穷，从胡适、梁启超、章太炎、吴虞，以至1925年《京报副刊》孙伏园发起征求的“青年必读书十部”的书目，从2月11日至4月9日，刊出78位名流学者的书目，除胡适、梁启超再度亮相外，周作人、马裕藻、鲁迅、林语堂、沈兼士、顾颉刚、马叙伦、许寿裳、太虚等先后执笔。在《京报副刊》的征求之外，李笠、汤济沧、王浣溪、汪辟疆也开列出不少书目。推荐书目的出现，是与学问的分化与深化造成著作的大批量出现有关，也与古代雕版印刷术及近代石印术、铅印术的普及推广而造成著作的广泛流播有关，因为读书人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出现了张之洞所谓的“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在西学东渐尤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注重文史典籍的推荐书目频频出现，一方面它是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波不绝的表现，另一方面它也受欧美大学教授在授新课时开列参考书目风气的影响。两方面的融合，呈现出特别的意义。 一国学推荐书目与国故整理 从语言文字到文学革命，从标点符号、分段、章回小说考证到有系统的国故整理，胡适所做的“下手工夫”，他是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输入学理，并“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学理的影响，”（注：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31页。）进而引导人们走上再造文明之路。1919年7月，胡适自称是以外行的身份谈他“理想中的国文教授”，这篇演说辞主要针对民国元年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和当时的部定课程，提出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和他假定的中学国文课程，作为这两项设想的实现工具，胡适对教材的选择与教授法也贡献出“新鲜的意见”，其中“国语文”的教材应包括白话小说、白话戏剧以及长篇议论文与学术文三部分，而白话小说，“要看二十部以上，五十部以下”，“例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镜花缘》、《七侠五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侠隐记》、《续侠隐记》）等等”。（注：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63页。）如此推荐白话小说以代教材，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一种设想，这其实也是胡适1918年4月提出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细分与深化。“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宗旨，就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而“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的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注：见《胡适文存一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44页。）万丈高楼平地起,以白话小说改换中学课程中的部分内容的试验，隐藏了他“要在三五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的雄心；对于古文教材，他认为学生第一学年应读近人如康有为、梁启超、林琴南等的著作，而后三个学年所选教材也不同于以往的以几本古文选本为中心，范围更为宽泛，到1922年8月胡适写《论中学的国文教学》时，他列出以新式方法整理出的《中学国故丛书》，从《诗经》、《左传》到《元曲选》、《明曲选》共31种，并说“有了这几十部或几百部整理的古书，中学古文的教学便没有什么困难了。”（注：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556页。） 相隔两年，胡适发现他的一些主张有一部分是经得起试验的，有一部分却无法试验，还有一部分是不得不修改的。这期间胡适为扩大白话文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势力，开始向传统寻求支持他的资源，国故整理这一工作开始启动。所以他在这篇《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中着重对以前未曾考虑成熟的古文教材加以补充修正，大谈整理古书的方法如标点分段、删繁、加新注、校勘、辨伪、介绍评判（包括著作人小传、书的历史和价值），并将这些方法贯注到他开列的书目当中，如果说他与其出版商安徽同乡汪孟邹开办的亚东图书馆共同推出整理过的《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章回小说主要面向广大民众，古文教材则主要针对中学生，双管齐下，相辅相成。 “整理国故”是胡适所谓新思潮的四个密不可分的环节中重要的一节，但是从“输入学理”转入此途，多少让那些曾和他站在一条战壕里的朋友和一些崇拜他的青年学生不明底细，但在胡适那里却有一种心安理得的贯通法。林毓生曾以五四知识分子中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位领袖人物为例，阐述他们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下，于传统政治秩序崩溃后所产生的整体性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antitradi-tionalism)。其大意是，传统文化的病毒侵蚀了作为有机体的每件中国事物，“因此，如要打倒传统，就非把它全盘而彻底的打破不可。”（注：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6页。）“但事实上，并不蕴涵他们已经与中国社会文化的遗产隔绝；也不是说他们因此便能够不承认中国过去在许多方面的成绩，或不声称中国过去有许多成就。”（注：林毓生《五四式反传统思想与中国意识的危机》，见《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50页。）其实他们三位之所以推崇西学而贬抑国故，“也主要是一种策略考虑：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潮保持高度警惕。”（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页。）而且他们反传统礼教时，“首先也是有意或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注：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传统已流入他们的血液中，他们无法割舍这种联系。这是一个多重面相的(multidimensional)和多重方向的(multidirectional)“文化矛盾的年代”，五四知识分子有其独特之处，“他们大部分迅速、有时还彻底地改变了心意”，“即使是不在几天之内，也能在几个月的期间里不断转变他的立场”。（注：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见台北《联合文学》1999年5月号（第15卷第7期），第21页。）有了这种认识背景，我们似乎更能明白胡适、鲁迅等开书目的内在理路。 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刊出了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学生之邀而开列的，其目的是“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这个书目“也是一个法门”，那“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同时书目也可做为中小学校图书馆及地方图书馆藏书建设的指南。书目包括工具之部（收书14种）、思想史之部（收书96种）、文学史之部（收书78种），它在很多地方确实体现出胡适所倡导的历史的观念和系统的研究，“文学史之部”中他又选了四年前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中所推荐的明清两朝小说，从《水浒传》到《老残游记》共13种，欲以此明示明清四五百年来语体文小说发展的概貌。书目的思路，其实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写于1922年11月，刊于1923年1月）提出的研究国学的三大方向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在所开列的13种小说中，有7种是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均有胡适的考证或序；他在书目中还将自己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章实斋年谱》、《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和梁启超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和《清代学术概论》列入其中，以此法将自己纳入中国文学史、中国思想史的行列中，这是既开风气又为师的一种表现，试图以此引领年青的学生接着他的白话文学史和科学的思想史两条道往下走。 但胡适这个书目也有很大的缺点，很看重他的梁启超就指出其弊在“挂漏太多”和“博而寡要”，并分析胡适致误之由是“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籍的资料”，“第二点误处，在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注：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10页。）另外卷帙浩繁，佛书过多，史部书缺乏也是胡适的书目之弊。《清华周刊》的记者也致信胡适，说胡适所指的国学范围同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所指出的相差太多，而且书目太偏重思想史和文学史，因此希望他拟出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胡适在原书目中圈出39种另加《九种纪事本末》共40种，梁启超亦因《清华周刊》记者之督促，也于1923年4月26日“专凭忆想所及”撰成《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共分五类：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意涉览书类。仿佛同胡适相呼应一样，梁启超也将自己的《墨子学案》、《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列入目录。如果说胡适的书目在著录上多点明版本和书的内容，梁启超的书目在分类较细的前提下，更注意书的读法，如韵文书类中《楚辞》下的注语是“屈、宋作，宜熟读，能成诵最佳。其余可不读注释书，朱熹《楚辞集注》较可”。（注：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0页。）这种指导性的注释语再加上所附录的《治国学杂话》，使得梁启超的书目有更强的实用性，但书目还是太庞大，收书约160种，让一般学生难以达到梁启超所谓的“依法读之，则国学根柢略立，可以为将来大成之基”（注：梁启超《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5页。）的目标，因此他依胡适之例，也圈定了30种“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相比之下，他们二人在1925年2月11-12日《京报副刊》上所开列的“青年必读书十部”，简明多了，或许主要是受编辑要求的限制吧，胡适在5部英文著作外开列的中国典籍是：《老子》（王弼注）、孙诒让《墨子间诂》、《论语》、《论衡》和《崔东壁遗书》，梁启超特别指出没开列外国著作，他的10部有6部在“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中，《孟子》、《左传》、《荀子》、《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另4部是《通志》二十略、王阳明《传司录》、《唐宋诗醇》、《词综》，他强调的三项标准是：“一、修养资助，二、历史及掌故常识；三、文学兴味。”（注：见1925年2月12日《京报副刊》。）即使是这两个小小的书目，我们也能看出梁启超和胡适的学术旨趣的细微差异，他们毕竟是一先一后的两代学人。 二国学推荐书目与新式教育 以梁启超、胡适在当时的影响，他们所列的书目自然是一石击水，众所注目。1923年吴虞在成都菇古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因为他认为梁胡二目范围太广，并不适合专门研究文学的学生使用，书目虽名“文学”，但并不拘泥于集部，推选要籍40余种；李笠亦认为梁胡二目随手掇拾，尽管指出应读之书，但“不示人以关系与旁通之籍，是犹假人以舟，而不助以楫”，故于1923年10月在他们及前人的基础上,自成《国学用书撰要》，类目分得更细。1925年上海寻源中学教师汤济沧参考梁胡等推荐书目，印行《治国学门径》一书，其中有自编的《中小学国学书目》，旨在为学生“指示研究国学途径之用。”（注：以上数例，参考了王余光、徐雁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05—806页。）1925年4月汪辟疆写成《读书举要》，其缘起是“梁胡论列，可谓备矣；鄙意尚嫌过多，非今日学子所能尽读。……爰为芟其繁芜，补其漏略，不为高论，不事铺张，所谓约者博之基，简者久之业”，（注：汪辟疆《读书举要》，见《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此目后刊于1926年10月《东方杂志》（第23卷19号），书目分上下两篇，上篇包括纲领、丛载、稽考三部，下篇包括哲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四部，共收要籍135种，每书之下附有读法指导。说是从简约入手，但仍大大超过100部。如此再回视胡梁二目，不难发现他们的书目都有浩繁的特点，有多少学生能按照他们的指示循序渐进呢？然而，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开列庞大的书目呢？ 张恨水（1895—1967年）曾回忆他的蒙学教育：从七岁时开始在私塾念“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上下论”（《论语》上下两册），到13岁之前已学完了除《礼记》之外的“四书五经，”（注：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这大概就是旧教育的普遍模式。随着科举制度废除和新教育的确立，学生所学习的内容不再是以“四书五经”为中心，以日本与欧美学制为蓝本的中国新学制，为学生们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课程，模仿日本1887年《小学校学科及其程序》制订的壬寅学制（1902年）和癸卯学制（1904年）的小学课程表中在传统的修身、读经、本国文字、读古文辞外，另加入算术、历史、地理、格致、国画、体操等新课程，而模仿日本1910年《中学校令施行规则》的中学课程表，在传统课程之外，新的课程更多，如外语、地理、历史、数学、博物、物理、化学、图画、唱歌、体操，（注：参见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12、171—177页。）可以感觉到在课时的分配中传统课程的中心地位在慢慢消减，而到“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学制）实施时，无论是初等小学课程表、高等小学课程表，还是中学校课程标准，传统课程还在削弱，而新课目的内容越来越丰富，配制也越来越合理。1913年1月12日民国政府教育部令1号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将大学本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育科、医科、农科、工科七科，每科下设若干专业，如理科下分数学、星学、理论物理学、实验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九个专业。如此因为分科分专业，使得学生有更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偏离疏远传统文化已是不可避免的事。而课程的增多，意味着学生学习时间的多次分割，更使得身处各种专业学习任务中的学子无暇顾及其他知识。而追求教育实用性，也使学生偏离人文；再加上五四迅风激浪式的反传统，使得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与大多数人擦肩而过。因此，胡敦元等四人在他们将要到外国留学之际，“很想在短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而胡适也说“这四五年来，我不知收到多少青年朋友询问‘治国学有何门径’的信，”（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78页。）而胡适开列《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后，《清华周刊》的记者指出他们从中等科一年起到大学一年止的八年时间内，除必读的西文课程外，研究国学所达到的程度应值得考虑，因此希望胡适能开一个书目以助无论是学机械工程、化学还是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的学生能粗知中国文化大略。 为什么清华学校的学生有此举动呢？原来这一留美预备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多照搬美国。罗素曾评说它是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其旨在“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造成能考入美国大学与彼都人士受同等之教育为范围。”（注：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但是胡适似乎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导他们，说留学生“不肯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注：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见《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89页。）梁启超在开书目时，除引导学生入国学之门外更在其中灌注了人格修养的培育，故其书目首列“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而在《治国学杂话》中，他谈道：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我认为清华学生应当谋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合东西文化，不要只代表一面做宣传者。”（注：冠《与梁任公先生谈话记》，《清华周刊》1923年3月1日（第271期），见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两年后，已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依旧苦口婆心地劝导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中国人对于中国极重要的几部书籍，还是应该读一读的，并且特地将在清华的讲稿编成《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推荐了十部典籍，不过对学生而言，这一次语气要温和多了，有一种“理解之同情”，因为他深知学生在新教育体制下，读古书无兴味、无时间、读书不得要领的苦恼和难处。 新教育的兴起发展，其缺弱之处许多人士已经洞察，如蔡元培一方面强调“军国民教育”（相当于“体育”）、“实利主义教育”（相当于“智育”）、“公民道德教育”（相当于“德育”）另一方面也强调“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1917年10月，蔡元培又进一步提出“沟通文理”的意见，即习文科专业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的某种专业；习理科的，也不可不兼习文科中的某种专业。胡适希望以开书目的方式引发学生治国学的兴趣；而梁启超想以开书目的方式为学生调配健康成长的营养，以固其根本，两人取径稍异，但从“最低限度”、“必读”这些字眼，可以看出他们殷切的期望。 此前，章太炎以更激烈的方式呼吁“学在民间”，反对官立学校，提倡自由讲学，1924年12月他在《华国月刊》发表《救学弊论》一文，批评当时学子治学不“以序进”，即不依识字——记诵——考辨这个步骤，大学亦有“恶制陋习”，“期人速悟，而不寻其根底，专重耳学，遗弃眼学，卒令学者所知，不能出于讲义”。（注：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269页。）稍后他又撰作《中学国文书目》，与前文批评学弊相辅相成，而此目“不专以史部为主”，共分经、史、子、集、文字训诂音韵、法律礼制六部，收书39种，章太炎虽倡导私学，但并不是要以传统书院替代新式教育，他开列《中学国文书目》，详示每种书的读法，只是欲以此救新式教育之弊。 三国学推荐书目与启蒙救亡 1925年1月4日，《京报副刊》在头版征求“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其中后一项是邀请海内外名流学者撰稿。在征求和刊发的过程中，我们能听到来自读者的很多声音，各抒己见，何谓青年，何谓必读，为何定在十部？课本是不是必读书？饱学之士爱读之书是不是青年的必读书？为什么对现实社会没有用的书那么多？往下追问，自然就要触及读古书与救国这一最敏感的问题。 这种质问让人想起了一两年前文化界对胡适整理国故的尖锐批评。陈独秀认为他是在“粪秽中寻找香水”，成仿吾、茅盾认为此举容易煽起乱翻古书的风气，茅盾虽承认“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在此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立稳脚跟之际，“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注：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17年至1921年之间，费正清和赖肖尔说还可包括“更迟一些的整个思想运动，”（注：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8页。）周策纵则将其上下限再加扩展，指1915年到1924年这十年，（注：周策纵《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见《弃园文粹》，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如果能再稍宽一点，1925年也算在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国学推荐书目几乎全在这个时限内，它们是五四反传统的一种反拨，还是时代潮流不谐和的音符？《京报副刊》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出现了中西调和的倾向，但整体看来，书目的重心无疑是偏向国学书，如马裕藻、沈兼士、易培基、马叙伦等几家的书目，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学书。在新文化运方兴之际，又转身回到传统的氛围之中，的的确确出现了一种矛盾，它给当时青年的感觉是重拾“字纸篓里的蔗渣”，而那些书籍“可以说，都是失时而不适用的无益而有害的，容易使人颓唐、衰萎的”，青年人应当爱读政治社会方面的书。（注：见《京报副刊》1925年3月10日（第84号）。） 在这种氛围下，顾颉刚填孙伏园寄给他的“青年必读书”单子，可真是费了不少脑筋。他开始准备专选中国史方面的书，觉得范围稍小而且自己正在研究，“但写出后，又觉得陈腐而且不赅备”，于是改题目，再缩小范围，放宽推荐书种数，避开引人误会的“必读”二字，终成《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四种》。所选14部书是《山海经》、《武梁石室画像》、《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唐人说荟》、《宋元戏曲史》、《元秘史》、《马可波罗游记》、《陶庵梦忆》、《徐霞客游记》、《桃花扇》、《西秦旅行记》、《南洋旅行记》。每部书都有精简的释语，应该说这份推荐书目是成功的，而且有特色。在书目刊出的时候，也刊出了顾颉刚写给孙伏园的长信，重提梁、胡两家国学书目，“于是大家说，他们提倡国故了，趋时的青年就弃其课业而读古书，有志之士也就骂国故之足以亡国！我对着这种盲从和盲骂，非常痛心，指出这种后果是趋时的人们把梁胡当作偶像崇拜，其实他们二人把一些整理的结果与方法告诉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对。”（注：顾颉刚致孙伏园，见《京报副刊》1925年3月1日（第75号）。）顾颉刚是想把学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里隔离出来，给予它一种独立性，而且认为“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果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与科学对立的东西。”（注：见顾颉刚1925年12月下旬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引自顾潮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这种只问学问不管其他的看法，自然有其合理性，但将其置入当时的语境中，恐怕还是不容易说服人。 《京报副刊》在征求必读书的过程中，也先后收到江绍原、鲁迅、俞平伯三位的“白卷”（即无必读书目），江绍原说“我不相信现在有哪十部左右的书能给中国青年‘最低限度的必需知识’。”（注：见《京报副刊》1925年2月19日（第65号）。）俞平伯的意见和江绍原的差不多：“青年既非只一个人，亦非合用一个脾胃的；故可读的，应读的书虽多，却绝未发见任何书是大家必读的。”（注：见《京报副刊》1925年2月28日（第74号）。）自由民主的闸门已打开，这时再谈颇有专制意味的必读书，可能很直接地引起人的疑问和反感，交“白卷”并不奇怪。而令当时人大为震惊的是鲁迅交的“白卷”附注栏里写有这么一排文字，“略说自己的经验”：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注：见《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第67号）。） 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一些青年纷纷写信给孙伏园和鲁迅，指责鲁迅说话太匆忙，“有误一班青年，有误中国”；或者“鲁迅先生却提倡不读中国书，其爱中国，诚外国人之不若呵”，也有几位青年领会到鲁迅此举的深刻用意，“鲁迅先生交白卷，在我看来，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或认为中国古书是过去的记录，不能适用于现在，“‘君为臣纲’，是儒家的大纲，现在的遗老们因为执迷的太深了，所以会有复辟的运动。”（注：这批信以《有关“青年必读书”的一组材料》为题刊于《鲁迅研究资料》第2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43—58页。）鲁迅这些文字，强调是从自己的经验得出的，故纸堆里是觅不出生活的，同时这种极端的举动也许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在当时的波峰浪尖上，只能以激进的反传统才能抵制住复辟的风潮，稍稍松懈便前功尽弃。因此在1930年秋应老友许寿裳之请，为他在清华大学由化学系改读中国文学系的儿子许世瑛开了一个国学书目。于此，我们更能体会五四文化和五四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在鲁迅之前，周作人也于1925年2月14日在《京报副刊》上开了一个书目，3本中国书（《诗经》、《史记》、《西游记》，7本外国书，他的态度好象温和沉静些，隔了几个月，他又撰写一篇《古书可读否的问题》，有可能是针对鲁迅而发：“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注：见《周作人文选》第一卷，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页。）又过了40年，他在一封信中重说旧事：“必读书的鲁迅答案实乃他的‘高调’——不必读书——之一，说得不好听一点，他好立异唱高，故意的与别人拗一调，”（注：周作人致鲍耀明（1966年2月19日），见《知堂书信》，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第413页。）周作人以世俗之眼看鲁迅，确有所得，但也遗落了一些鲁迅精神世界深层的东西。这也是鲁迅作为精神斗士孤独寂寞的原因之一。 20世纪20年代独特的时势，使得新与旧、中与西、破与立、启蒙与救亡等诸多问题凸显于世，使本来很单纯的国学推荐书目与国故整理、新式教育和启蒙救亡等问题纠缠在一起，现出它的多义性和复杂性。推荐书目的开列者基本上都是大学教授或文化界的名流，他们的导师心态是溢于言表的。他们如何选择、组织书目的内容，可见时势在他们内心引起的波澜，倘就思想意义而言，鲁迅交的“白卷”，以其极端的形式，更能昭示它的深刻性，给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本文初稿得到南京大学中文系徐有富教授、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徐雁教授的指点，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