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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荣幸地，能在这个春天第一时间读到周瀚光先生的新作《中国佛教与古代科技的发展》，如沐春风，耳目一新。个人认为，这部书的最大价值，或许更应该从我国近现代思想史、科技史和宗教史研究的学术演进史上来看。 晚清民国时期，激于民族情感，我国老一辈学者致力于发掘、弘扬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和文明传统，虽然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但整体来说仍处于材料搜集、初步整理阶段，各项研究孤立分散，也未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国科技史进行了建制化的研究，全面开花，多路突破，基本厘清了中国科技史的发展线索，确立了各门学科的发展史体系，研究成果大量涌现。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科技史研究走向深入并日趋成熟，逐步从史料爬梳（What，是什么？）、线索整理（How，是怎样的？）深入到理论研究、思想提炼、原因解析、规律把握的新阶段（Why，为什么是？）。中国科技史学科史演进、发达至此，关于传统思想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便成为无法回避、亟待解答的时代课题。 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产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中国古代科技的演进烙上了儒、释、道三家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一点，举世公认的中国科技史权威英国学者李约瑟（Needham Joseph，1900-1995年）在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已有足够的关注。然而，出于个人偏好，或者说是偏见，李约瑟在分析儒、释、道三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时，出现了扬道抑儒、扬道抑佛的强烈倾向，甚至在他为自己所取的中文姓“李”字时也蕴藏了这层涵义。在李约瑟看来，道家“对中国科技史是有着头等重要性的”(李约瑟《科学思想史》第175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相形之下，儒家“对于科学的贡献几乎全是消极的”(同上，第1页)，佛教则更是“强烈的阻碍作用”（同上，第444页）。 面对前人，尤其是像李约瑟这样的学界巨擘，周瀚光先生不盲从、不迷信，将疑问存于胸中，从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系统梳理和深入总结入手，厘清线索，发现规律，提炼思想，把握理论。李约瑟本人在世时就对袁运开、周瀚光先生即将展开的《中国科学思想史》写作提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盛赞该书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令人兴奋的进展之一”（见《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14日“科技视野”专刊）。李约瑟先生很有学术预见力，袁运开、周瀚光先生合作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科学思想史》一问世，立即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轰动。也是周瀚光先生，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首先对儒家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石破天惊地提出，从总体上看，儒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贡献重大，其积极的一面是主要的。这一观点刚提出时，和者寥寥，但今天已得到许多数海内外专家学者的认同，其中包括已故的科学史家钱临照、席泽宗两位院士。在此基础上，周瀚光先生带领他的团队，又经过数年的攻坚克难，对佛教与中国古代科技的关系史进行全面总结，再一次振聋发聩地提出，中国佛教对古代科技的发展主要是起到了积极和促进的作用！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周瀚光先生的上述结论固然还有待时间去检验，但他结论的提出，在整个学科史、个人学术史上的逻辑却是清晰的：一方面是中国科技史学科史走向大综合这一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周瀚光先生个人学术史逻辑的自然结果。周瀚光先生本人认为，理论观点必须且应该是“后验”而非“先验”的，即在对中国科学思想史系统和完整地研究之后提出并回过头来诉诸检验，而不是相反。周瀚光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站在整个学科史与个人学术史的交汇点上，殊途同归，百虑一得，所以能够成就李约瑟所期望但也许未能意料的“进展”。 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周瀚光先生的思想成就，作为时代和创造二者的结晶，很好地诠释了“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这句箴言。 (作者系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