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蒙和现代性有着近乎天然的同质性，启蒙和现代性扭结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概念。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就是在与启蒙或现代性的纠结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启蒙现代性的启发下，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逐渐获得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创新性特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现代性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便成为人们研究视野中的新课题。王洪岳教授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便是一部在启蒙现代性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关系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学术专著。《研究》对“现代主义文学启蒙性”从发生学、本体论、谱系学以及传统诗学之影响等视角出发，通过挖掘与梳理大量的史料来全面透视现代派文学思潮和启蒙的内在关系，并对此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和透视。作者极富学理的论析、鞭辟入里的揭示和严谨逻辑的学术话语，显示出了极强的理论洞察力和创新力，使得整本书闪耀着思辨的学术智慧。 首先，论著开创性地从发生学角度来研究启蒙现代性和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此来研究启蒙现代性、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界尚未真正展开。作者另辟蹊径，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启蒙观念这种现代思想和知识结构进行发生学研究，指出启蒙现代性和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新的时空、家国和生命观念形成的基础上，在现代美学影响下生成并不断发展丰富的。 其次，《研究》以尼采——福柯谱系学方法观照现代主义流派思潮，对百年现代主义所蕴含的启蒙新质进行深入挖掘，期望建立启蒙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现代主义理论。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思潮迭起、流派纷呈的时期。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所擅长的思潮或流派标榜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主流。但这种对现代主义具体流派的碎片化研究，割裂了作为整体的现代主义思潮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王洪岳认为应尝试从更具涵盖力“中国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统摄那些概念与命题，而它所包含的审美性、张扬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等普遍性的价值追求使它成为这些思潮流派的归宿，成为20世纪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的代名词(王富仁: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论[J].天津社会科学，1996)。 现代主义被吸纳到整个中国现代启蒙思潮中，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自觉追求，并形成创作热潮，“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现代派作品相继诞生”(王洪岳:先锋的背影[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现代主义”也在逐渐完成其“中国化”。在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形成过程当中，启蒙现代性一直是浸润其中的，启蒙问题的强力磁场将“现代主义”裹挟到新文学中，并促使其发生了精神裂变，启蒙性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特质。 其三，《研究》的突破性成果，还体现在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主义启蒙性”三维结构。“启蒙就必须由单一的理性维度扩展到立体的多维度启蒙架构，即理性、感性和神性启蒙的三维 结构中。”这是一个大胆而前卫的命题。论著分别从诗学和美学、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现代主义启蒙性的感性维度展开探究。王国维和朱光潜的美学和诗学思想最早显现出中国现代主义的感性维度面影。王国维提出重视“感性的直观”(金雅，聂振斌:王国维卷·导读[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朱光潜认为“美术(指艺术)是抒情的直觉”(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8卷[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并致力于中国人的新感性建设，其美学思想显示了哲学深度的现代主义特性，且在“立人”的建构中具有深层启蒙作用，使得现代主义文学在参与启蒙建构时有了理论的照耀。施蛰存小说追求情感的体验和直觉的发挥，实践了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感性启蒙。 《研究》最富创新性之处在于作者对于神性启蒙向度的复杂思考，独到地提出“神性启蒙”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信仰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神性信仰与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有了交汇。作者以北村和穆旦等一批具有宗教意识的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为例，阐释了中国现代主义蕴含的信仰维度及其重要性。北村对文学的神性有着虔诚的信仰，他指出“在人的体(三度空间)和魂(四度空间)之上，人还有灵，这是唯一与神交通的器官”(北村:我与文学的冲突[J].当代作家评论，1995)。他的作品讲究神性与人的精神的“契合”，是其基督教信仰文学观的文本体验。穆旦等现代派诗人的文学思想与创作中也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其诗作中多有引用《圣经》中的意象与语言，表现出“对神性与自我命运的关怀”。 作者也敏锐地指出在中国现当代语境下，这种神性或信仰之维的基础并不牢固，大部分作家缺乏神性维度的滋养，现代主义文学因此出现了“精神萎缩症”。新世纪民族文学若要获得创造性的发展，信仰维度就必须被放在重要位置。这部分论述闪耀着理性的思辨之光和超前的学术思维，可以说是《研究》中最精彩的华章。全书扎实稳健的理论基石、新颖前卫的学术观点、飞扬恣肆的语言文采成就了其坚实的学术和理论品格，其价值不仅是现时的，更是未来的。  《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启蒙性质研究》，王洪岳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52.00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