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老作家王火有两个坚持，一是不签名售书，二是不做报告。他一直都那么低调，而这次愿意接受读书报的采访，他归结为，可能是有“缘份”。过去没有勇气谈的，现在年过九旬，有勇气了。 正因为此，先后七八次电话采访王火，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内容。他总是耐心详尽地回答我，知无不言。王火说，他告诉我的，都是真实的，之前从来没有和别人谈起过。遥远的距离隔不断声音的亲切，王火的学识、为人为文的真诚与正直，令人钦佩。 王火，本名王洪溥，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师从陈望道、萧乾等知名学者。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坚持文学创作，著述颇丰。尤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耗时半个人生创作了史诗般的《战争和人》三部曲，获得第二届国家图书奖以及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目前有八个版本，单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此书就换了六个封面，同时被收入世界反西斯文学书系、中国新文学大系、共和国作家文库等。2014年春节前，王火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这位读者表达了对《战争和人》的喜爱之情。现在还有人看这个作品，这使王火感到欣慰。 读书报:童年时，您很期待长大后做个军人，长大后却从事了新闻工作，中间经历了什么? 王火:我出生在上海，六七岁时，内战还很激烈，上海也受到影响。我经常看到很多兵穿着军装，拿着刀列队在街上走过，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非常威武，心里非常羡慕，很想长大后做个军人勇敢地像个英雄般地在沙场上打仗;后来由于看了《金银岛》、《人猿泰山》、《瑞士家庭鲁滨逊》等许多小说、故事和电影，就又想做一个航海家日夜航行在惊涛骇浪的海上，想做一个探险家，去到遮天蔽日的非洲丛林中找到大象的群葬场或太阳神的庙宇……后来我去了重庆江津国立九中，我们学校里发生了一起中毒案件，很多同学吃早餐时中毒被送进医院，经化验是粥里放了砒霜。那天我睡懒觉没去吃早饭，于是参与了抢救同学的工作，目睹医生看到穷的学生不好好抢救的行为非常气愤，就写了一封批评稿投给《江津日报》，很快被刊出，产生了很大影响，从那时起，我就埋下了学新闻的心愿。 读书报:您是怎样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后来为何从事小说创作? 王火:当时有三所大学办新闻系: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思想最进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时有近600人参加考试，只录取30人。我的成绩排在第7名。复旦大学新闻馆的对联是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撰写的:“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主任陈望道，是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引入中国的第一人，陈望道提倡学生们要学会一个本事，就是无论怎样嘈杂的环境都能照样写作。教授中还有储安平、赵敏恒、王研石、萧乾等，萧乾对待学生非常宽松，脸上始终挂着微笑。萧乾说，新闻每每写作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即文学价值、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储安平最特立独行，他教评论写作经常提醒大家一定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平淡无奇。这些都让我受用终身。 我当时只想做名记者，从来没想过当作家，同时担任了三家报纸的记者:上海《现实》杂志记者、重庆《时事新报》和台湾省报《新生报》上海、南京特派员。《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苦难中的江南造船厂》等一大批长篇通讯，以及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就是那个时期进行的。在《战争和人》、《东方阴影》里都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描写，这与当时的采访有很大关系。 读书报:《战争和人》第一稿付之一炬，是什么原因? 王火: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就构思《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战争和人》的前身)，打算用一百多万字，用三句古诗作书名，即《月落乌啼霜满天》《山在虚无缥缈间》《枫叶荻花秋瑟瑟》，时间的跨度由西安事变写到抗日战争胜利内战爆发。从1950年到1953年，我在上海利用业余时间创作，进展较慢，但是雄心勃勃。1953年春天，我由上海总工会被调至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任《中国工人》杂志的主编助理兼编委。三年困难时期，经常饿着肚子奋笔疾书，总算突击完成了120万字的初稿。这时，我接到通知，《中国工人》停刊，我率队去山东沂蒙山区支农，走前将书稿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革时，这部书稿被说成”文艺黑线的产物”，稿子被拿去展览，我被批斗了无数次。我心灰意冷:都不要文化了，我还写什么呢!就在门口把这部凝聚了自己十几年心血的书稿烧掉了。 读书报:一百多万字，重写又是什么机缘?您在重写的时候又经历过一次重创。 王火: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于砚章来信，询问这部稿件，鼓励我重新写出来。我早就熟悉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的故事。谈迁花了二十多年完成的《国榷》被小偷窃去，在55岁时重写《国榷》。我决定重写《战争和人》时，也55岁。我在山东完成了第一部。1983年秋，复旦大学的同学马骏邀请我去四川人民出版社任职，考虑到第二部和第三部都要写到四川，我带着已完成的第一部手稿前往成都。我正要投入写作时，为了救一个掉在沟里的女孩，头撞到钢管上，脑震荡、颅内出血、左眼失明……要把过去浪费了的光阴夺回来的心愿激励着我，还是全力以赴，用一只右眼完成了第二部《山在虚无缥缈间》和第三部《枫叶荻花秋瑟瑟》。 读书报:有评论把您的作品称为“王火艺术”，认为“王火对半个世纪中国历史独有感悟，作品在文学史上将长留他的应有篇章。”这部作品的创作中，您几乎不用参考什么资料，是一部从心底里涌出的作品吗? 王火:我经历了八年抗战，过敌人封锁线，轰炸、炮火袭击、灾荒……都有经历，生活积累太丰富了，我所写到的地方，都是我去过的，我书中写到的人物凡用真名真姓的，都必定是我见过的或认识的，我的感受不能不写。我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尊重历史。我在沦陷区待过，在大后方待过，从1944年就同地下党有联系，对沦陷区、正面战场和解放区战场都比较了解，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接触过的。我写了一百多个人物，各有各的样子，是有生活的，不是胡编乱造。 读书报:现在看《战争和人》为什么能够吸引人? 王火:主要是它的独特。抗日战争写的人不少了，从史的角度讲，抗战的确是老题材，从文学讲，只要你塑造的人物是新的，主题又是深邃而新鲜的，写的生活和故事是新的，那么，没有老一套的感觉就很自然了。不少人读了这书都说很感兴趣。事实上，我写作时就考虑到青年人阅读的问题。我希望让青年了解那段中国的历史。现在很多电视剧乱七八糟，演抗战时期的电视时经常挂一张蒋介石穿总统服的照片。蒋介石当总统是在1948年，抗战时期他还是委员长，怎么可能穿总统服? 读书报:《战争和人》当选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荒煤对于这部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战争和人》有助于青年一代和不熟悉当时“大后方”情景的人们更深刻地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当年公布时是《战争和人》排在第一位，但是现在打开网页，查看历届茅奖，《战争和人》排在最后，第一名是《白鹿原》。 王火:当时所有报纸上刊登的都是《战争和人》排在第一，我曾经代表获奖作家在人民大会堂讲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获奖丛书中夹有书签，签上《战争和人》排在第二。我曾经去信询问，后来书签上的排名改过来了。现在网上的排名根据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那一届由于五年没有评选，评选的过程很长，评了两年，没有结果。向来实名制的茅奖，到了第四届开始不具名，原因是“有争论”。第四届茅奖作品中，参加评选的抗日战争作品有三部，一部是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这部六七百万字的作品出版后在人民大会堂开过几次讨论会;一部是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有三百多万字;另一部就是《战争与人》，一百七十万字。我一看这个局面，就想:评茅奖可能没有我的份儿了。直到报纸上刊登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消息，我才知道《战争和人》获奖了。我想如果不是无记名投票，我是评不上的。 读书报:为什么这么说?作品获奖后好评如潮，是否也有不同的意见，您怎么看这些意见? 王火:具名评选，肯定会碍于情面。作品出版后，截止目前，只有二外的一位博士生导师发表文章，认为《战争和人》语言有不足。当时人们说话就是那样子的，如果改成现在人说话的方式，就不真实了。我曾经想过，如果有精力的话，把三本书变成一本会更好，这书太长了，大家的生活节奏很快，确实没时间看完，给读者阅读造成了负担;二是定价有些贵了，对于一般人来讲不见得都能接受。有个教授把我的作品推荐给他的学生，学生发牢骚说:“我想写一篇论文:写这么厚的书，是作者的错还是读者的错?我这么忙，还写这么厚的书给我看!”他的话有道理，也不全对。书有长有短。作为作家来讲，写得长没什么错，所以肯定不是作者的错;我作为读者，看《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再长也觉得没看够。有的题材适合写长的，就只能写长的。 读书报:2012年8月，您和马识途获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颁发的首届东方文豪奖终身成就奖，您怎么看待这个奖? 王火:评奖有时有一定的偶然性，这个称谓不敢当，怪吓人。但是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是一个很好的组织，干了些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比如把中国作协会员好的作品，寄到美国后，要进行分类，再送到名校图书馆。这件事过去没人做过，是功德无量的事。他们还有“中国作家之家”的房子，请过不少作家去那里。 读书报:都在四川，您和马识途等老朋友常聚吗? 王火:我很敬佩马识途，一百岁的老人，从早到晚在奋斗，不断出版新作，把书法义卖掉，把钱捐给上大学的贫困生，精神可佩。2013年马识途过生日，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小聚。聚会结束大家告别的时候，他站在车门口大声说:“我明年再来吃啊!”几个好朋友都笑了。2014年，马识途一百岁，我们像去年一样聚了一聚，我们不吃公款，是AA制。 (责任编辑：admin) |
